新北市新店區大鵬里型男里長喬天鼎近日出面控訴，大女兒遭到前妻陳女家暴，導致大面積瘀血，儘管女兒有法院核發的通常保護令，但疑似無法阻止家暴行為。本案凸顯在缺乏社政體系積極介入與主動追蹤下，保護令恐已淪為一張「催命符」。司法機關核發保護令後，若缺乏社政體系「高風險分級」與「主動追蹤」等後續配套措施，受害者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報復性傷害。
近年來保護令失效，受害者最終死亡的血淋淋案例層出不窮，顯示家庭暴力防治網已出現重大疏漏，今年7月新北土城當街殺妻案，被害人早已在5月聲請家暴保護令，謝姓前夫因不滿妻子聲請保護令，7月7日埋伏在妻子住處外，開車撞倒騎機車的妻子和其妹妹，並持刀和鋁棒追砍致死；同月30日，信義區又發生停車場情殺案，27歲夜店谷姓女公關也因家暴問題申請保護令，沒想到保護令剛下來隔天，因感情糾紛及疑似房租分攤問題，引起劉姓前男友不滿，埋伏於停車場，谷女頸部及腹部中十多刀身亡。
國立暨南大學家暴研究中心主任王珮玲教授表示，被害人平均需要歷經 6.8年才會鼓起勇氣求助，因此像土城命案這類個案，死者雖然可能僅是首次通報，但過去未揭露的家暴，往往早已在暗處累積多年。王珮玲沉痛地表示，許多被害人臉書上的「幸福照」可能只是包裝，家暴最可怕的，是它常常發生在最親密的關係裡。
儘管核發保護令，仍有極端個案無視命令，王珮玲教授點出了這類人 3大關鍵特徵，這些類型極可能是高風險中的極高風險，第一：有前科紀錄者，這類人連刑法都不怕，更不會懼怕家暴法；第二：有精神或人格疾患者，他們較無法理性應對壓力與衝突；第三：是控制欲極高者，他們常出現跟蹤、脅迫等控制行為。
這些驚悚案例一再證實，當施暴者將保護令視為挑釁或報復的導火線時，若沒有即時且強力的司法與社政干預，保護令就只能淪為一張廢紙。這些案例都點出家暴防治體系的缺失，包括風險評估失準、跨轄追蹤不易，以及保護令執行不夠全面。
型男里長喬天鼎在其大女兒案件中，質疑社會局的訪視程序有嚴重瑕疵，即「社工不該在受害住家訪視」，社工在進行「高風險家庭訪視」時，必須高度警覺施暴者可能在場的情況。如果在施暴者身邊進行訪談，受虐兒基於恐懼、妥協以及對施暴者的依賴性，往往會說出違心之論，甚至被引導說「沒有被打」的結果。
喬天鼎的懷疑點出社工訪視程序的重大困境，在保護令已核發的情況下，社工必須採取隔離式訪談，如帶至學校、醫院或其他安全地點單獨詢問，才能獲取真實的資訊。法院雖然命前妻需接受12次親職教育，但如果她的行為沒有改善，社工的柔性輔導也難以奏效。
再者，保護令一旦核發，即代表不容發生任何家庭暴力行為，喬天鼎的女兒在保護令核發後，仍疑似遭受施暴，反映出法院在保護令上雖有「不得實施不法侵害」的禁令，但對於「違反保護令」這件事，在追究責任和執行層面顯然不夠嚴格。
如果施暴者無視保護令，社會局能否即時、強力地回報法院並聲請裁罰也是大題。觀察現行體制，社工人力不足、案件量龐大，難以對每個保護令家庭進行高頻率的追蹤，也使得保護令的效力，從強勢的法律武器退化成了柔性的紙上警告。
層出不窮的案例也提醒民眾，當家庭關係破裂且有保護令介入時，法院在審理不能只著重在肢體衝突的輕重，而是必須將施暴者對受害人的「精神傷害」也納風險考量。對於目前保護令已確定駁回裁定下來的結果，喬天鼎擔憂地說：「下一步是不是就跟電視上那些新聞一樣，媽媽就會開始報復？」
王珮玲教授指出，公眾不應因極少數的憾事而對保護令失去信心，根據她帶領的團隊追蹤 203 名家暴案件當事人的調查結果顯示，保護令對8成的案件有明顯的嚇阻效果，僅有約19%的行為人仍會再次施暴。王珮玲強調：「如果害怕求助，後果可能更嚴重。」這項數據表明，保護令作為一種法律工具，對於絕大多數的家暴行為人而言，仍具備一定的約束力和法律壓力。
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若聲請人不服法院的駁回裁定，可在裁定書送達後的10提出抗告，尋求法律救濟。然而，在司法救濟的空窗期，人身安全依然是最大的隱憂。即使保護令被駁回，受害者仍應立即啟動「安全計畫」並尋求社政支持，主動撥打113保護專線尋求各縣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協助，該中心整合了警政、社政、衛政資源，提供24小時的諮詢、緊急庇護安置、法律服務轉介等全方位支持。如何讓受害者人身與心理的安全得到持續性的保障，不被推向更危險的境地，也值得外界省思。
針對前夫喬天鼎所指控對女兒受虐、保護令核發後又疑似施暴等爭議，本刊多次致電喬男前妻陳女，但直至截稿為止，未做出任何回應。
◎尊重身體自主權，請撥打113、110。
◎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精神虐待、性騷擾、性侵害，請打110報案再打113找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