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登廉（作家、文藝評論家）
取自己的錢要說明用途，甚至要聯絡家屬佐證，還要等警察來核實。這樣的經驗讓不少銀行儲戶感到困惑。日前，大陸山東東營律師週筱贇取款被盤問報警的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揭開了各地銀行大額取款門檻不一的現狀。
一邊是銀行人員感嘆詐騙太多的無奈，一邊是儲戶對權利受限的不滿。這場圍繞著提款的“博弈”，折射出法律邊界、產業責任、民生需求與社會治理的多重考量。
從法律層面來看，存取款的自由與監管的邊界一直需要動態平衡。 2022年版管理辦法曾試圖明確5萬元的登記門檻，卻因爭議暫緩實施。 2025年的徵求意見稿取消此硬性要求，並非放鬆監管，而是轉向更精準的風險防控。但基層執行中，有的銀行將核查門檻降到1 萬元，追問流水細節甚至強制報到。
這與反詐中心所說「無固定標準」的表述有矛盾。刑法的基本原則是無罪推定，銀行不能默認儲戶都是潛在嫌疑人，進而讓其自證清白。合理的監管應是防範風險而非限制正常交易，過度查核不僅侵犯隱私權，也違反了金融服務的基本法理。
而銀行夾在監理要求與儲戶需求之間，也是處境兩難。電信詐騙高發，老人被騙案例頻傳，讓基層網點不得不提高警覺。東營的銀行要掃碼報備，平頂山的網點需反詐中心登記，這些措施背後是減少民眾損失的初衷。但「取款嚴，存款寬」的差異，同一銀行不同區域的規則不一，暴露出執行中的「粗放」。有的網點要求包紅包需出示結婚照片，看似細緻，實則超出了合理核查範圍。新規要求金融機構精進管理，意味著銀行應用科技手段辨識異常交易，而非單純以金額劃線，把防控壓力轉嫁給一般儲戶。防範詐騙的責任無法全部壓在提款環節，更應建立在全鏈條的風險預警機制上。
對儲戶而言，存款自願、提領自由是基本權利。取自己辛苦積蓄的錢財，卻要反覆解釋，甚至面臨變相阻礙，難免心生抵觸。有人為了給朋友包紅包提款，有人為了日常消費取現，這些合理需求不該被過度檢視。儲戶理解反詐的重要性，但也期待被尊重、被信任。當浙江紹興的網點無須報備，安徽樅陽5萬元才需登記時，這些較寬鬆的做法，既沒影響反詐，也保障了效率。儲戶需要的不是層層加碼的盤問，而是透明可預期的規則，以及被當作正常公民而非潛在風險的對待。
從社會層面看，取款門檻的亂象，本質是治理精準度與民生需求的錯置。反詐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但不能以犧牲民眾便利為代價。新規強調基於風險的反洗錢理念，就是要避免反洗錢資源與風險背離。各地執行標準不一，既讓銀行無所適從，也讓儲戶難以適應。理想的治理模式，應是銀行用精準監測取代普遍盤問，監理機關明確統一的執行邊界，公安與金融機構建立高效率連動機制。這樣既能守住反詐防線，又能保障經濟活動順暢，讓社會在安全與便利之間找到平衡。
筆者認為，銀行提款合理核查應堅守「合規不越界、便利不打折」原則，5萬元及以下小額取款僅核實身份與人臉識別，異常情形僅作反詐提醒不阻撓辦理；對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應簡化流程、降低操作門檻，重點做好反詐提醒且需經同意，方可聯絡家屬；對短期內頻繁取現、資金來源表述矛盾等可疑交易，依規定進行人工分析併報送報告，核查過程控制在合理時長，全程不突破法律底線、不增加儲戶不必要負擔。
提款的門檻高低，丈量著民生服務的溫度。反詐的初心值得肯定， 但治理的方式需要優化。當銀行不再依賴簡單粗暴的金額劃線，當儲戶的合理需求得到充分尊重，當監管規則清晰統一，這場圍繞取款的「博弈」才能變成多方共贏的局面。真正有效的社會治理，從來不是製造更多門檻，而是在防範風險的同時，讓人們的生活更順暢，更安心。（照片翻攝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