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魚豪（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人員）
美國對臺政策的核心長期建立在「戰略模糊」。這項政策在冷戰後曾展現高度靈活性：一方面避免向中國大陸做出過度明確的軍事承諾，讓北京無法判斷華府是否真的會為臺灣用兵；另一方面又以適度的軍售與政治支持，維持對臺灣的嚇阻與安全保證。模糊帶來彈性，也提供危機管理的迴旋空間。
然而，戰略模糊並非沒有代價。特別是在行政部門長期依賴「低調處理」的互動模式下，臺美官方交流時常受到內部準則、歷史慣性或官僚保守文化的制約。當政策轉彎、官員更替或國際情勢變化時，互動甚至會因行政怠惰而出現停滯，使美臺關係面臨不必要、甚至可避免的政策不確定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保證實施法案》（Taiwan Assurance Implementation Act）成為一項重要補強。它讓戰略模糊不再只依靠行政部門的臨時判斷，而是具有更清楚、更可預期的制度性支撐。《臺灣保證實施法案》延伸自 2020 年的《臺灣保證法》，將原本一次性的檢討制度，升級為固定週期的國會監督機制。
該法案最核心的貢獻，是要求美國國務院每五年，必須系統性檢視一次對臺交往準則，並在 90 天內向國會報告，內容包括：一、美臺官員往來是否仍受不必要限制；二、美國是否充分展現對臺民主政府的支持；三、國際參與和國防合作是否受到不當壓縮；四、是否需要提出移除限制的具體方案。
換言之，它強化的是一種「間接清晰」：
不直接承諾軍事防衛，但對臺灣的民主、國際能見度與政策交流，給出更高透明度與可預期性。
在戰略模糊的框架下，這種清晰尤其重要。因為模糊雖提供彈性，但也最容易因行政偏好改變而失去政策持續性。制度化檢視，避免政策因官僚保守或政治搖擺而倒退。
值得探討的是，法案雖強化制度保障，是否會意外推動美國向「戰略清晰」靠攏？
例如，若檢視結果要求：提升美臺官員互訪層級、強化臺灣在某些國際機構中的「實質參與」、提高國防合作透明度、在公開場合增加美台政治象徵性互動。
中國大陸可能將此視為對「紅線」的挑戰，認定美國正在往清晰化邁進。但實際上，法案仍保留了戰略模糊的核心：其一、美國是否防衛臺灣，仍未被法律明確回答；其二、美國仍保留最大程度的政策彈性；其三、對臺灣的支持，多集中在「政治、外交、互動層級」，而非軍事承諾。
這種制度化清晰，並不是軍事清晰。它讓美臺雙方互動更正常化，但不迫使華府給出臺海衝突的明確承諾。可以說，這項法案是對模糊的補強，而不是對模糊的替代。此外，日本、澳洲與歐盟在臺海議題上的政策走向，也會影響美國調整模糊與清晰之間的運作空間；美國不可能忽略盟友的風險承受度與共同嚇阻架構，這些外部因素都讓制度化的模糊更具戰略價值。
制度化的好處在於可預期性，但風險也同樣存在。我們可從以下兩點說明：
一、若執行不力，反而減低戰略模糊的可信度。如果國務院延誤檢討、報告流於形式、未提出具體改善措施，那麼：模糊政策受到的批評（如缺乏一致性、對臺支持不明確）只會加劇；國會可能更傾向推動「戰略清晰」路線；臺海嚇阻能力反而下降。
二、若執行過度，也可能刺激北京誤判。例如過度提高官員往來層級，或選在敏感時機公開訪臺，都可能被北京視為挑戰，增加危機升溫風險。
因此，法案的實施需要「政治手感」：在強化制度化的同時，不使北京誤讀為華府已放棄模糊。
《臺灣保證實施法案》某種程度上可視為戰略模糊的「升級版」：它不直接承諾軍事防衛，但確保美臺互動不會因行政保守而倒退；它提升透明度，使政策具有更長期、跨政府的穩定性；它讓美國在不改變核心模糊的前提下，能更有效支持臺灣民主與國防改革。模糊若無制度化支持，就會因政府輪替而被擠壓；而制度化的模糊，才具備長期穩定的嚇阻力量。因此，該法案不僅是政策指引，更是美國長期維持臺海穩定、形塑可預期嚇阻的重要制度化支點。
對臺灣而言，這是一項制度化的保障，但也隱含責任：臺灣必須強化自身防衛、提升穩定嚇阻效果，使美國願意繼續投資在這套模糊框架中。畢竟，戰略模糊能否持續發揮效果，從來不只是美國單方面要面對的問題；更是臺灣能否成為具備戰略韌性、可長期被納入美國印太架構的可信夥伴。（照片示意圖，本報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