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EWS匯流新聞網記者邱璽臣／台北報導
台灣性產業管理源自日治時期公娼制度，國民政府來台後，因無法根絕性交易產業，而開始對公娼進行登記管制，全盛時期全台約500間公娼館。
台北市議會1997年通過廢止《台北市管理娼妓辦法》，被視為台灣公娼制度邁向歷史終點的關鍵時間點。
市府宣布給予兩年緩衝期，卻又在期滿前因社會衝擊、人道安置及配套不足等因素，再度延宕。
直到2001年台北市政府才勒令「江山樓妓女區」與「寶斗里妓女區」公娼館全部歇業。
後續桃園市與澎湖縣也相繼廢止各自的娼妓管理辦法，公娼制度在法律層面全面退場；台灣境內最後一間公娼館，桃園「天天樂」公娼館因疫情衝擊、經營困難，2022年正式熄燈。
從首都法令廢止到台灣最後一家關門，時距橫跨25年。
本專題所稱「性產業除罪化」，主要指兩個層次的修法方向： 一是廢除現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對成年、合意性交易當事人（性工作者與嫖客）處以3萬元以下罰鍰的規定，讓雙方不再因單純性交易行為承擔任何刑事或行政責任；二是檢討並刪除現行《刑法》第231條對於在全體當事人均為成年且自願情況下，以性交易為營利目的的仲介者與場所經營者之刑事責任。
不過，各界相關主張仍明確排除人口販運、暴力脅迫、詐欺、剝削未成年人等行為，對這些剝削與販運案件，仍應維持嚴格刑事處罰。
公娼制度退場性產業未消滅 轉往私密空間
看似畫下句點，事實上性交易本身未消失，當警察取締仍存在，但合法場域不存在時，「地下化」就成了唯一的出口。
管理娼妓原有其目的，以台北市的娼妓管理辦法為例，第4條寫明是為了「肅清暗娼」、「登記管理」，以及「職業輔導與收容教化」。
因此，真正撤出的並不只是法規與公娼館，而是撤出公權力原可以監督、登記、要求定期體檢的管理。
性產業未消失，卻往「不可見」角落持續滋長。
曾在萬華服務的C醫師提到，性交易從早年公娼館、特種茶室、老舊旅館，轉往私密空間。
據他了解，低價的1節性交易500到1000元，服務對象多是基層勞工、老人。
在他眼中，廢公娼並未阻斷性交易，反而加深階級差距，高級娼妓早已改去更隱密的飯店、私人俱樂部或會館型空間，服務能負擔高價的「客戶」，真正暴露在街頭與治安風險中的，是年紀較大，沒資源沒背景、也沒有談判空間的弱勢性工作者。
色情產業的業者小張則直言，不少人對設置性專區是悲觀的，普遍只想要賺錢，認為現階段就可以賺到錢，何必改進？但他也不諱言，若法律持續將性販售雙方處以罰鍰、業者視為違犯刑法，在整個社會觀感沒改變下，設置專區較困難；「除罪化」反而是有機會的，社會現在被「性專區」這個東西框住了，應該從較簡單的，從「源頭」法規方面解決。
「性產業合法化，有助於管理並挽救從業人員心理健康。
」小張透露，觀察到性工作者患有情緒障礙的比例高，此問題核心是該行業對身心造成大量傷害的情緒勞動，以及行業非法化導致的生活圈封閉。
從業者因工作性質無法對外正常傾訴壓力，長期壓抑情緒，最終依賴酗酒或吸毒等方式排解，導致精神狀況惡化。
小張強烈主張，性產業若能全面合法化，將有效改善現狀；不僅能強化政府對行業者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能打破地下化帶來的污名與封閉，從而為從業人員引入正規的心理支持和健康服務系統，提供健康的舒壓管道，如此能從根本上解決因「非法」環境所導致的嚴重精神健康危機。
曾在政壇推動性專區多年的前台北市議員童仲彥，用「完全放任它地下化」來形容現狀。
他指出，性交易並沒有離開台北，旅館房間裡面也還是一樣，只是從街頭、公娼館、舊旅社轉移到更難被看見的地方。
他說，假借旅遊簽證過來賣淫的也還是很多，性交易一直存在。
童仲彥表示，設立「性專區」能有效解決多重社會問題，專區化管理的首要優勢是能對性工作者進行衛生與健康的集中管理，並促進消費資訊的透明化，對消費者形成基本保障。
更重要的是，在專區內進行消費能夠確保消費者的人身安全，避免遭受如「仙人跳」或被不法集團控制等風險。
他強調，政府不應逃避此議題，應積極面對處理。
童仲彥總結，設立性專區的意義不只是解決特定族群的生理需求，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是對性工作者工作權利的正式保障。
他認為，透過設立專區，能將此類活動納入規範，形成一個安全、受控的環境，最終達到同時保障性工作者與消費者雙方權益的目的。
從可見到不可見 公權力撤守的代價
制度終結與現場狀況之間的落差，也反映在政策觀察者的語句裡。
公務員S就點出，一些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反對性交易，但無管理卻任由它在檯面下發生、性工作者被剝削，根本不合理。
公務員S對設立性專區的議題發表獨特見解，主張最適合的地點是位於新北市八里區的台北港；台北港的優勢在於人煙稀少，容易劃為獨立的特區進行管理。
他提到，台北港不僅有船隻進出，更重要的是它鄰近機場，交通上極具優勢。
Ｓ建議可以規劃專車接送往來人士，直接從港口、機場將人送到特區，特區開設許多outlet、shopping mall，這樣一來，性專區便能與觀光旅遊結合發展，為地方帶來經濟效益，實現有效的隔離管理與觀光發展。
10多年前，時任大法官許玉秀早已預警：「全面禁止性販售行為，正好是不負責任地將可能危害國民健康的行為，驅趕到公權力看不見的地方。
」2009年，司法院釋字第666號做出解釋時，許玉秀在協同意見書中寫下幾段至今仍被反覆引用的文字。
她指出，「性成為一種可以交換的資源、具有充實生活內容的功能、因而有經濟價值，是世俗生活裡的現實，而且時時刻刻都在發生。
」
許玉秀並提到，如果規範目的在於維護國民健康，「有效的辦法是納入規範，而不是排除於規範世界之外」。
在她的論述中，「性販售必須被承認為一種職業，方才能納入管制」。
25多年後回望，台北廢娼從1997年決議、2001年實質取締，到桃園2022年「天天樂」公娼館歇業、撤照，時間線看似完整畫下句點，但許玉秀當年的警語，卻在受訪者的口中被一一兌現，缺乏制度管理的空白，並沒有換來性交易絕跡的社會，而是換來更不可見風險與更難掌握。
公共衛生與治安雙失守 公權力撤守的代價
從首都的廢娼決議，到最後一家公娼館熄燈，這段歷程，讓台灣的性產業從「有規範但具爭議」的公娼制度，轉變為「看似禁止但全面存在」的地下市場。
醫師與公共衛生體系失去了制度性監測的功用，警政機關只能透過查緝面對零星個案，社會局與社福體系則只能被動處理已經發生的暴力、剝削與生活困境。
面對性交易不會消失、只會轉型的現實，國家還要選擇遮眼多久？公權力以「眼不見為淨」的態度，把風險趕到看不見的地方，將性工作者從違章建築驅趕到五星級飯店或私人俱樂部，就算盡了責任？實況卻是違章建築與老舊公娼館消失了，性交易卻以更隱密、更分散、更難查找的方式存在。
照片來源：Google Map截圖、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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