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內政部日前突兀宣布封鎖社群平台「小紅書」一年，不僅在台灣年輕世代中引發強烈反彈，也將賴政府推入了上任以來最缺乏正當性、最具自我傷害風險的爭議漩渦。這項禁令從決策邏輯、程序透明到政治判斷，全方位暴露了賴政府執政團隊在數位時代下，對法治精神、世代認知及國際標準的嚴重脫節。
內政部長劉世芳日前以「打詐」為唯一名義發布封殺，卻刻意迴避建立可供檢視的制度性標準；行政院長卓榮泰更以一句「以不自由對付不自由」作為背書，直接將政府帶入論述困境。台灣長期在全球宣揚自由、人權及網路開放價值，如今卻由賴政府行政部門親自劃下一條不透明、不成文、且完全不受民主監督的「封鎖紅線」。這不是國家安全，更非數位主權的建立，而是一種危險的行政專斷訊號。
行政權的法治空窗：缺乏程序正義的決定即是政治裁量
賴政府聲稱小紅書涉及詐騙，財務損失逾新台幣兩億元，並有資安檢測不合格等問題。然而，這些理由在缺乏公開程序支持下，均難以通過公眾檢驗：
1. 理由的不一致性：
若以「詐騙數量」或「資安風險」作為封鎖依據，Facebook、Instagram 與 LINE …等主要社群平台的詐騙案件與財損金額往往數十、數百倍於小紅書。賴政府卻無法提供一個明確、可量化的封鎖標準，更未解釋為何對不同平台採取完全不對等的處置手段？根據內政部提供的數據指出, 台灣光是在2024年被詐騙財損金額就高達約 502億元，詐騙案件一年數量更超過
12萬件，平均每天發生336件；「小紅書」詐騙件數還只佔不到1.4 % 的詐騙數量，遭詐騙財損的金額更是不到0.49 %；LINE、Instagram、Facebook、Google、TikTok、Tinder，或是其他新興的社群媒體，讓台灣被詐騙及財損的金額更是不遑多讓，台灣政府的長官們難道眼睛都「瞎」了嗎？為何不全部都一視同仁，全部都加以「封禁」呢？
2. 透明度的匱乏：
若資安檢測不合格是關鍵，政府有責任公開具體的檢測報告、不合格項目與改善期限。行政機關在未經任何外部審查或司法聽證下，逕行採取最高等級的「全面封鎖」手段，嚴重違反了民主國家對行政權力的基本限制。
3. 核心問題：程序優先於結果
這項禁令最受質疑之處，不在於是否應管制中國平台，而在於賴政府完全沒有提供一套可供外部審查的公開程序。在民主法治國家，缺乏標準化程序的行政決定，將喪失其法律正當性，淪為政治裁量，這正是行政權最應警惕的邊界。
世代信任的危機：將網路自由視為行政部門的任意籌碼
年輕世代對於「小紅書」的反應，並非基於對單一App的擁護，而是對政府權力界線的質疑？對新世代公民而言，網路空間的開放與否，已是檢驗民主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核心指標。
賴政府的四重失誤：
透明度：理由模糊、數據不公開；導致社會質疑動機，信任度下滑。
一致性：缺乏跨平台審查標準，證明行政決定具有選擇性與專斷性。
正當性：跳過所有的審查程序，行政權直接介入台灣人民使用數位軟體的自由。
世代疏離：決策模式老舊、粗糙，強化年輕人對政府無法理解數位文化的觀感。
賴政府本就面臨年輕族群支持度快速降溫的挑戰，此時卻任由內政部祭出最容易觸動世代敏感神經的決策？這不僅是政治敏感度不足，更是整個執政體系對「網路自由已是年輕世代的政治核心價值」這一基本事實的集體失焦？若無法理解這個底線，賴政府將自動放棄與下一代對話的機會？
數位治理的落伍：國際趨勢是建立制度，而非拔掉網路線
賴政府屢屢以「國家安全」、「境外勢力」作為政策護航的萬用藉口，但缺乏程序背書的國安措施，反而會實質上削弱台灣數位治理的國際公信力與內部的信任機制。
國際主流數位治理模式對照：
美國（TikTok）：要求數據託管、司法審查、強制剝離、國會聽證。司法監督與公開辯論，台灣卻直接以行政命令加以封鎖。
歐盟（DSA/DMA）：透過《數位服務法》，要求平台承擔透明度、風險管理與問責機制，可罰款、可審查。制度化規範與問責機制，台灣卻無標準、無罰則、直接終止服務。
國際社會在處理數位平台帶來的國安與社會風險時，已普遍採取制度建立而非行政直覺的模式。真正的數位主權，應體現在台灣建立起一套與國際接軌、可透明審查、跨平台對等的數位治理體系。
台灣的作法卻是跳過所有中間程序，直接採取最極端、最缺乏制度化支持的「一刀切」手段，不僅顯得數位治理能力落後，更傳達出政府傾向於行政方便性而非民主保障性的危險訊號。
信任的滑坡：從個案例外到常態化的行政專斷風險
政府將此舉定義為「數位主權的第一步」，這意味著社會將面臨未來行政權可能擴大封鎖範圍的風險。當社會缺乏明確規範時，今日封鎖小紅書，明日便可能以同樣模糊的理由針對其他媒體、其他平台或異議聲音。
此舉對台灣社會造成的核心傷害：
1. 擴大的不確定性：缺乏公開標準，讓社會開始懷疑「誰來決定封鎖？標準在哪？」。這種不確定性比平台本身的存在，更具破壞性。
2. 法治的倒退：允許行政權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下，以非緊急狀態封鎖言論與資訊管道，是對台灣數十年來所建立的民主基石的制度性侵蝕。
3. 國際形象的損傷：台灣長年標榜的「亞洲最自由民主燈塔」形象，正因這種行政專斷而受到質疑。
若沒有透明、堅實的制度支撐，台灣「數位主權」的第一步，將不是主權的鞏固，而是社會信任與法治精神的崩壞？
民主自由，不容許模糊手段的消耗
民進黨曾是台灣在「反服貿」運動中，最能代表捍衛網路自由、反對行政審查的最主要力量。如今，執政團隊親手開啟了行政部門封鎖台灣人民獲取資訊管道的大門，無疑是一次最具象徵性的「自我否定」？
台灣人民支持政府打擊詐騙、維護國安，但這種支持絕非行政部門可以隨意動用模糊手段、侵害自由的通行證。政府必須理解：行政單位恣意劃下的紅線，將會成為台灣民主進程最大的絆腳石。
賴政府必須立即修復這項重大的政策失誤：撤回或暫緩禁令，並主動承諾建立一套符合國際標準、經過公開聽證、具備司法監督的數位平台治理機制。否則，此禁令最大的傷害，將不是「小紅書」的流量，而是台灣民主最珍貴的資產——台灣社會對行政權力濫用的最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