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每隔一段時間總會上演讓台民心碎或激憤的判決。一位資深體育主播，穿上已故兒子來不及套上的白袍，在法庭上聲淚俱下。他的兒子，一名優秀的高醫大學生，騎機車打工途中，遭無照、酒駕且肇逃的惡徒撞死。然而，判決僅十年有期徒刑。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椎心之痛，令人悲戚，更可惡的是前科累累的兇手為何可以一再犯案？對於整個社會而言，無疑又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再次打醒台灣人對司法正義的幻想。
這起案件集結了所有令人髮指的元素：無照駕駛、酒測值高達0.37、闖紅燈、撞人後加速逃逸。如此漠視生命的行徑，最終僅獲判刑十年。依現行假釋規定，罪犯可能在牢裡待個五、六年便能重獲自由，繼續他的人生；但那位年輕準醫療人員的未來，卻永遠停留在22歲。
台灣喊了多年的「酒駕零容忍」，在法條與實務判決的落差下，成了一句諷刺的口號。國民法官制度原本承載著引進「素人正義感」的期待，但在繁複的量刑基準與法官引導下，往往仍難突破既有的量刑天花板。當剝奪他人生命的代價變得如此低廉，法律便失去了對潛在犯罪者的威嚇力，反倒成了他們精算犯罪成本的工具。
酒駕罔顧人命卻輕判，令人憤慨。讓許多受害家庭悲憤交集的還有重犯逃死。民進黨執政下，台灣幾乎形同實質廢死。賴政府上台，雖未在法條上明文廢除死刑，但透過憲法法庭對死刑設下的層層嚴苛門檻，包括限縮「最嚴重罪行」定義、要求程序絕對嚴謹、甚至需一致決才能判死，罪大惡極重犯冠上一個有教化之可能的說法，就能免除一死。社會高度不滿也只能徒呼負負。
這種對加害者人權的極度傾斜，是對受害者家屬的二度凌遲。傳統社會契約論中，「殺人償命」不僅是報應，更是國家懲處暴力後對人民的安全承諾。當國家主動放棄了極刑這把最後的尚方寶劍，等同於告訴兇徒「無論你犯下多麼殘暴的罪行，國家都會保障你活下去的權利。」這種失衡的人權觀，徹底忽視了無辜百姓免於恐懼的權利，也讓「正義」二字變得蒼白無力。
司法失衡的惡果不僅止於暴力犯罪。台灣被譏為「詐騙之島」，詐騙集團橫行，長輩畢生積蓄瞬間化為烏有。然而，抓得到的往往只是車手，即便主嫌落網，相較於動輒上億的不法獲利，判刑往往輕如鴻毛。
「低風險、高報酬」已成為台灣犯罪產業的共同特徵。酒駕撞死人關幾年就出來、詐騙吸金數億幾萬元就能交保、殺人犯則有可教化的保護傘。當法律不再讓壞人感到恐懼，台灣自然淪為犯罪者的天堂。
穿著兒子白袍悲泣的父親，不僅是為了逝去的孩子，更是為這個社會發出的沉痛控訴。當司法天平過度向教化可能性傾斜，而忽視了「應報」與「預防」的功能時，受苦的永遠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
我們不禁要問執政者：當人民守法行車都要賭命、辛苦存的錢怕被騙光、連殺人者都不必償命時，政府所謂的「守護民主」、「人權立國」究竟是為了誰？如果法律不能伸張正義，國家的根基恐怕將在民眾的失望與恐懼中悄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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