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人員）
近日，日本國會圍繞對美投資高達 80 兆日圓的分潤安排，引發激烈爭論。爭議焦點不在於日本是否「虧本」，而在於這項被日本政府稱為「商機」的安排，其風險與報酬是否對稱，以及政府是否充分向國民說明其真實性質。
一、兩階段分潤機制的制度事實
依日本政府公開說明，該投資架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本金回收前」。在此期間，日美利益分配為五比五。由於日本實際承擔主要資金投入，日本要回收 80 兆日圓本金，須先創造約 160 兆日圓的可分配利益，才能在五成分潤下完成回本。從帳面計算來看，這一階段在名目價值上雖不構成虧損，但已隱含了巨大的時間與機會成本。
第二階段則在本金回收完成後啟動，利益分配調整為美國九、日本一。此後專案所產生的新增利益，日本僅能分得一成，其餘九成歸美國。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比例並非回溯適用於前期收益，而是決定後續所有新增利益的分配方式。
因此，該制度並不意味日本會倒賠 80 兆日圓，但確實意味著：即便專案高度成功，日本在長期高獲利階段的分潤空間被明確限制。
二、爭議核心：風險與報酬是否對稱
爭論的真正關鍵，在於風險如何被配置。在這項安排中，日本承擔的是前期風險，包括資金投入、融資與擔保責任，以及政策信用所帶來的不可逆承諾；美國則主要提供土地、基礎設施、能源供應與行政法規配合等非貨幣性貢獻。
問題不在於這些貢獻是否存在，而在於這些非貨幣性要素的估值與對價，是否足以支撐其在獲利期獲取九成的長期利益。從一般投資理論而言，承擔較高風險的一方，理應享有較高的潛在報酬。然而在此案例中，風險集中於前期，報酬卻在後期高度集中於另一方，形成明顯的風險—報酬不對稱。正因如此，將此單純稱為「商機」，在經濟邏輯上容易引發誤解。
三、從商業投資到同盟成本分攤
若將此案置於更大的政治經濟脈絡，爭議或許更容易理解。日本與美國之間存在正式同盟關係，安全、產業與供應鏈政策早已高度交織。在此背景下，部分經濟安排本就不以投資報酬極大化為唯一目標，而是兼顧同盟穩定、政策配合與衝突成本的降低。從這個角度看，該投資更接近一種「以經濟資源分攤同盟成本」的戰略選擇。
問題在於，若僅以「商機」作為主要敘事，雖有助於政策推動，卻容易掩蓋該安排所隱含的戰略性質與成本結構，並壓縮民主社會對風險與代價的討論空間。
四、比較日本與臺灣的差異
若將視角延伸至臺灣，情況更顯複雜。鑒於我國並非美國的正式盟友，缺乏條約義務與制度化的成本分攤機制。然而，近年來無論在產業布局或安全政策上，我國承擔的配合成本並不低。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莫過於半導體產業對美投資。
以臺積電赴美設廠為例，其累積金額已達 1,650 億美元的投資規模，加上相近的地緣政治背景與政策敘事，使其與日本案例具備可比性。同樣涉及高額前期投入、供應鏈安全考量，以及被包裝為「布局」或「機會」。
差別在於，日本案例屬於國家級的戰略協議，存在明確的條約或分潤制度；臺灣則多由單一企業（如臺積電）承擔第一線風險，國家層級的補償或回報機制則缺乏法源依據，不確定性更高。從這個角度看，日本的問題是「上行空間被壓縮」，而臺灣面臨的，則是「上行空間是否存在」本身就不明確。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確實為部分赴美投資企業提供補貼。同樣以臺積電為例，美國政府已核定提供約 66 億美元的直接補助，並搭配貸款與稅務優惠。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的前期資本壓力形成緩解。
然而，相較於臺積電整體逾千億美元的長期投資規模，上述補貼仍屬有限，且多附帶產能、技術與營運條件。其功能更接近於降低進場門檻，而非對投資風險提供全面對價。
此外，2025 年美國政權更迭後的政策走向，亦為相關投資安排增添不確定性。無論是在補貼條件、產業政策，或對外經貿立場上，美國政策的可預測性，均可能隨國內政治變化而調整。對於缺乏條約保障的非同盟國家而言，這類政治變數所帶來的風險，更難以透過制度設計加以分散。
五、問題不在選擇，而在透明
總結而言，日美投資爭議呈現的，並非單一數字的得失，而是同盟與準同盟關係中，風險與報酬如何被制度性分配的問題。對日本而言，關鍵不在於是否做了錯誤選擇，而在於政府是否誠實說明，這是一項帶有明確戰略代價的安排，而非單純的商業投資。
對臺灣而言，這樣的討論或許更具啟示意義。當安全與產業政策日益交織，任何被稱為「商機」的對外承諾，都值得被仔細檢視其風險承擔者是誰，以及回報是否對稱。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民主社會中不可迴避的政策責任問題。
【註】本文所涉之比較分析，屬作者依公開資訊所作之研究性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