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監察院長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中監督權的象徵，是五院首長之一，承擔制衡與問責的重責大任。然而， 陳菊自2024年12月起因健康因素請假逾一年，在職務無法正常履行的情況下直到2026年1月才提出辭職獲准，這是一個令人失望且令人反思的現實。
一、請假超過一年仍不辭職：責任缺席的政治姿態
在民主法治體制下，高階官員應以實際履職為基本責任。監察院長的角色不是象徵頭銜，而是承擔對政府行政與公務員制度的監控與糾正。 當最高監督機關的首長長達一年多沒有實際上班、沒有出席重要監察活動、更未能親自負起開會之責時，這不只是個人的健康問題，而是職務責任的根本缺席。 盡管有代理安排，但真正的決策與象徵性權威並未落實在真正到位的院長身上。
請假本應是合法且人性化，但 超過一年仍不正式退職，在民主政治中等於是一種「尸位素餐」的象徵：不在崗位，卻佔職位；不履責任，卻留職不離。這樣的政治姿態，不僅傷害了監察院的公信力，也讓人民對公職倫理產生合理質疑。
二、捐薪上繳國庫，不能成為洗白的道德免罪符
對於請假期間的薪水，報導指出她 自願放棄每月約 36 萬元薪資並繳回國庫，13 個月共計約 468 萬元。
不論捐回與否，這筆薪水本來就是因她名義上的職位而發出的報酬，是對公職責任的報償，而非「獎勵補償」。
然而，把「上繳薪水」當成什麼洗白的道德免罪符，是對民主社會責任倫理的誤讀。上繳薪水只解決了「金錢得失」的外在符號，卻掩蓋不了責任缺席、象徵空轉、以及對制度敬畏的缺失。在健全的政治倫理標準下，真正的負責方式不是捐薪，而是在無法履職時及早退下，讓能真正執行監督職責的人上任，而不是以「薪水回捐」換取輿論包裝。
三、制度縫隙不能變成名利藉口
當然，請假與請辭的程序是依規定辦理的，但制度設計不能變成讓高階官員透過「病假 → 延長病假 → 停職不退職」的形式長時間空轉在位的藉口。民主政治不是讓官員擁有長期休養權利，而是要確保權力與責任的連結清晰、可檢驗。
社會的批評不該僅停留在個別人士，而是要反思整個制度如何允許這樣的長期請假而無正向替代機制。當一個體制被用來放大權力的名氣、縮小責任的履行，民主的光環也就變成了制度的遮羞布。
四、什麼叫真正的責任政治？
責任政治不是靠事後的捐薪與淡化話術，而是官員在面對職責與健康實際能力失衡時，應以人民信任與制度需求為重：及早退下、讓位於適任者、並以真實可見的行動向社會說明責任承擔。
捐薪、上繳國庫，是值得肯定的行為，卻不是可供政治洗白的憑證。
真正的責任政治，是在職務無法履行時選擇退下，而不是僅以薪水回捐來掩蓋責任缺席的空窗。這不是名譽挽救，這是對民主制度尊重的尊嚴。
結語：超越個案，重新檢視責任的意義
陳菊監察院長的長期請假與遲來的辭職，是一個關乎責任、倫理、制度的政治課題。捐薪上繳只是形式，是對金錢得失的處理；而真正值得辯論的，是監察院長如何承擔、如何履職、如何在民主體制下以責任政治為人民負責。
在未來的制度設計與公職倫理討論中，我們不能讓這種「名譽洗白」成為習慣，而應讓責任與權力正確連結，讓民主的價值不再因形式而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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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陳菊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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