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雨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從「世紀血案」談威權記憶如何被重新利用
林宅血案再度回到公共視野，並不只是因為歷史本身有了新的證據，而是因為影像作品的出現，重新啟動了社會對這段過去的情緒與想像。對任何曾經歷威權統治的社會而言，這樣的時刻並不陌生—文化，往往比制度更早觸及人心。
真正值得警惕的問題在於：當歷史主要是透過文化與影像被重新理解時，我們究竟是在逼近責任，還是在被引導遠離它？
作為研究威權政治與制度性暴力的學者，我更關心的從來不是單一作品的動機，而是文化敘事如何在無需明示指令的情況下，成為一種高度有效的政治工具。
從刑案到治理：林宅血案為何是制度問題
林宅血案之所以在台灣轉型正義中始終佔有關鍵位置，並非因為社會無法接受「兇手未明」，而是因為這起事件呈現出典型的威權治理特徵。
在比較威權政治的研究中，這類案件往往具有高度相似的結構條件：被害者身分與政治立場密切相關、暴力形式具有明確的威嚇效果、事後的司法與調查機制失靈，且統治者從未真正承擔政治責任。
這些條件指向的，並不是單一行為者的失控，而是一種允許暴力發生、並能透過制度遮蔽責任的統治結構——特別是與國安與情治體系緊密結合的治理模式。
因此，林宅血案真正拋出的問題，從來不只是「誰下的手」，而是：是什麼樣的治理邏輯，讓這樣的暴力可以被吸收、被消化，甚至被遺忘？
當文化敘事取代制度分析，責任就開始漂移
正因為這個問題過於尖銳，公共討論中逐漸出現另一種看似「更宏觀」、卻更安全的說法—將血案放入冷戰背景、大國博弈或情報戰陰影之中。
這類敘事並未否認悲劇，卻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一個關鍵轉換，那就是制度責任被轉寫為時代悲劇，統治選擇被包裝為歷史必然。
從政治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單純的史觀差異，而是一種典型的責任外包機制。
當焦點轉向抽象的「時代」、「國際結構」或「不可說的黑箱」，統治者便不再被視為需要負責的行為者，而成為被歷史推著走的角色。
為什麼文化，特別適合承擔這個角色？
文化作品，尤其是電影，並不以制度分析見長。它的力量在於情緒、氛圍與敘事張力。
也正因如此，文化極其適合被用來處理那些「不想被制度化追究」的歷史問題。
當威權暴力被呈現為懸疑、命運或灰色悲劇時，觀眾記住的往往是恐懼與惋惜，而不是權力如何運作、責任如何被卸除。
在這樣的敘事中，制度逐漸退場，責任鏈被切斷，留下的是「沒有人是真正贏家」的情緒性結論。
這並不需要創作者具有明確政治意圖。文化作為政治工具，往往正是因為它看起來不像政治。
關於各種「外部因素說」：功能勝過真實
近年反覆出現的外部勢力敘事，無論其真實性如何，從組織行為與風險評估來看，都缺乏合理性。但它們仍能持續流通，原因在於其高度政治功能性。
這類說法能有效稀釋統治者應承擔的責任，削弱轉型正義的制度基礎，並將國內的人權問題重新包裝為地緣政治操作。
最終的結果，是歷史被記住了，卻沒有任何可被追究的加害結構。
這不是歷史研究，而是責任管理。
當代的意義—文化戰爭的真正風險
因此，當政治人物與學者提醒必須留意文化與影像在當代政治中的角色時，真正的重點不在於指控某一部作品「是否奉命行事」，而在於理解文化已成為塑造政治理解與歷史記憶的核心戰場。
這場戰爭不需要謊言，只需要足夠動人的故事。
沒有責任的文化，只會替權力服務
對民主社會而言，最大的危險從來不是歷史被重新談起，而是歷史被談得越來越好看，卻越來越難以究責。
當文化取代制度，悲劇就會變成消費；
當敘事取代責任，權力就能再次隱身。
在影像之外，我們仍必須持續追問那個不那麼討喜、卻無法迴避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樣的統治結構與國安治理邏輯，曾經允許這一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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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邱萬興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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