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圖】十億藝文券，治標不治本

由於書市持續低迷，文化部原本研擬發放圖書券，更進一步計畫擴大到表演藝術與電影，成為「藝文體驗券」，編列新台幣十億元預算，未來每人發放330元藝文體驗券讓全民買書、看電影與表演藝術，認為可創造59億元的效益。
過去政府曾經發放消費券，也認為可透過乘數效應發揮更大效益，結果後來發放後，統計分析發現根本沒有發生所謂乘數效應，因為消費者拿到消費券只是用來買本來就要買的東西，所謂「消費替代」，若一時買不完，所增加的消費，都是買可囤積的用品，也就是說只是提前消費，所以根本沒有創造多的消費，也當然就沒有任何乘數效應，於是後來政府也聰明的、不張揚的，默默的就不再發放，也不再提起消費券這檔事了。
那藝文體驗券呢？如果是只用在圖書，或許有一點用處，因為書市真的萎縮到許多人好幾年都沒有買書，沒有「本來就要買的書」，就沒有辦法消費替代，就會產生多的消費，也可能發生乘數效應，但是，無論如何，這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一個簡單的邏輯：近幾年來書市一年跌落的總營收遠超過十億元，光是2014年就跌掉43億元，既然才沒幾年前還有那麼多營收時，出版社都束手無策只能任書市凋零，現別說還得跟電影、表演藝術分，就算十億元都給圖書吧，又能起什麼作用？
更別說還有公平性問題。藝文體驗券政策雖然是一番美意，但這是慷他人之慨，對其他產業的納稅人公平嗎？這也再度顯示政府頭痛醫頭，只會坐地分錢，把人民的錢移來移去的老毛病。真正要解決書市低迷問題，或是要發展電影產業，不是灑點錢就結了，必須了解整個結構性問題何在，而其中哪些是市場該解決的，政府不必也無力插手，哪些又是政府可以做的。
書、電影、藝文表演，都屬於「內容產業」，內容產業的根本是內容的人，會發展不良，病因也是在內容。 以出版市場來說，可見到翻譯書佔了大多數市場，也就是本土作者缺乏，翻譯書終究是國外的創作，其風土民情與台灣本地有所不同，內容上當然難免與讀者有所隔閡；再加上好的譯者也一樣缺乏，以及許多出版社為了降低成本屈就於較便宜的譯者，於是譯文也越來越常出現無法通達文意，甚至根本翻譯錯誤的現象；連編輯環節也有嚴重問題，許多出版社編輯流動率極高，年輕編輯無法累積經驗，又為了壓縮人事成本，讓編輯工作過量，於是不但直接導致書本品質下降，編輯困於工作，與社會脫節，自然無法選出讀者真正會喜歡的書，反而只能隨波逐流別人出什麼書就一窩蜂；到行銷業務面也一樣呈現完全故障，每家出版社的業務一個月要經手向通路推銷的新書，遠遠多到連好好看完一遍都不可能，通路端的進書業務狀況也是如此，於是只能憑著書的簡介資訊定生死，許多新銳、特殊的書籍在這過程中勢必遭到犧牲，久而久之，普遍來說，出版內容越來越無法吸引讀者，書市會越來越衰退也是難免的事。 好的作者為何缺乏？原因很簡單，整個商業模式對作者極為不利，當作者想認真創作一本好書，假設要花上五年的時間，這五年沒有中間任何收入，創作完成後，投稿各出版社，到有人青睞，又過了一年，這中間不但沒有收入，還要多方奔走，到好不容易過稿進入出版流程，再等上至少半年，好不容易上市，才拿到首刷版稅，而很不幸的新人往往要累積好幾本書才會逐漸為市場所認識，所以這個流程還要重複好幾遍。
而出版社呢？只等著作者自己把書寫完，再來挑三揀四，選擇其中最有機會的作品，在作者的創作階段不用負擔任何成本，也就是說，出版社把絕大部分的風險都丟給作者承擔。
主流出版社一年營收以億計算，卻不願承擔風險，把風險丟給若專職創作則可能三餐不繼的作者，作者只好往減少風險的方向發展，於是你可看到台灣作者發展短時間就能寫成的書種，不論是主打青少年的作品，或是淺白的勵志、兩性書籍，或是讀完就丟的口袋書，但是這個策略終有限制，這些書種氾濫成災以後，讀者也逐漸倒胃口，而作者寫習慣這些作品，則顯然無法培養更上一層樓的能力。
而不往短時間就能寫成書種發展的作者，在這種環境下，則必定經歷有很長時間的困頓過程，最後，不是放棄、轉行，就是必須另有主業，之後因為工作忙碌，創作時間大減而出書數量極少。
譯者的情況也雷同，出版社只想從市場上挑選便宜好用的譯者，卻完全不思培養譯者，許多出版人甚至認為有發案給譯者就是在培養譯者了，然而，一個譯者從生嫩到成熟需要時間與經驗，初出茅廬的譯者卻往往因程度太差、人脈不廣而無案可接，於是既無法生存，又無法累積經驗，最後絕大多數慘遭市場淘汰，只有少數人能撐過這個階段，然而一個譯者能接案的數量有限，出版界又不願出高價，於是當譯者更為成熟以後，同樣急切需要外文人才，卻願意付出正當代價的產業界，就向這些譯者招手，於是高階譯者大量流失，出版界當然會鬧譯者荒。
好的作者、好的譯者缺乏，編輯、業務環節也有諸多障礙，從內容的根本就腐朽了，光是發錢鼓勵末端消費，又有何用？
那麼問題該如何解決？這麼多環節的問題，一時討論不完，就先單從作者的環節來說起，這部分，或許可先來觀察國外的知名作者都是如何起家的。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在創作時失業窮困，「催狂魔」就是她憂鬱症發作的寫照，但是當時靠著英國政府的社會福利維持生活，所以才有辦法創作下去，成書後則幸運受到出版經紀人賞識，帶著她的作品到處找出版社，屢受退稿而越挫越勇，終於促成出版。
已故的軍武小說大師湯姆克蘭西，原本在老婆祖父的保險公司工作，閒暇之餘和朋友玩兵棋推演，推演出了《獵殺紅色十月》，投稿出版社，有位專業的女編輯，花了好大功夫幫他把原本塞滿軍事資料的原文，刪節修改成適合讀者閱讀的最終定稿，於是一炮而紅。
驚悚小說大師史蒂芬金，則是一路先從投稿九流雜誌開始，有微薄稿費支持，逐漸寫到三流雜誌、二流雜誌、一流雜誌，最終累積足夠的寫作經驗以及讀者與知名度，而能出書並進一步成為多部作品改編為電影的恐怖大師。
從三位大師的例子可了解，要幫助作者跨越商業模式極為不利的天險，有幾個重要關鍵：
1.在困苦時期保障基本生活的社會福利。
2.專業的出版經紀人，能慧眼識英雄，並代替作者包裝作品，投稿各出版社，免除作者四處奔波的壓力，同時提高出版社接受作品的機率。
3.整個經濟體工作的工時不會過長，有正職者閒暇之餘還有時間進行創作。
4.專業且了解市場及讀者需求的編輯。
5.能夠比版稅更快速取得收入以維持生活的管道，如定期刊物的稿費。 過去台灣還有許多文學雜誌，現在也一一凋零，以台灣現狀來說，可說五項均缺，使得作者要出人頭地可說難如登天，其中，某些項目是市場該自己努力的，譬如創造作者經紀的關鍵環節，或是出版社要能培養及重用對市場觸覺靈敏的編輯，要推出能重振雄風的文學雜誌等等，但有些項目是政府的責任。
首先是社會福利，現在不論兩黨，想到社會福利，常常都只想到坐地分錢，而且往往是把年輕人的錢轉移給老人，初出茅廬的年輕作者已經夠窮困，還要坑他一筆健保補充費、國民年金，其實國家應該投資年輕人，英國把社會福利給JK羅琳，最後為英國創造出多少產值？政府應好好思考重新檢討社會福利，不應繼續「劫青濟老」，反而是應該資助困苦的年輕人，才能為國家創造更多價值。
其次是保障勞工權益，確保每個人有足夠的休閒時間，事實上，國外研究一再指出，缺乏足夠休閒時間的員工生產力會嚴重下降，但國內企業卻依然迷信「勤能補拙」，總是有意無意逼迫員工加班，一整天上班下來回家都累垮了，別說創作寫書，根本連看書、看電影的時間都沒有，當然不會買書。
文化就是一個社會一切的總成，一個只會血汗工作的社會，當然沒有文化，一年衰退43億的市場，補貼十億又有何用？文化部就別再自欺欺人，以為投入什麼文化預算，或發放各種消費券，能解決問題，其實就如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一句老話：
「笨蛋，問題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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