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針對美河市案做出釋字第732號解釋，指出大眾捷運法中，基於交通事業以外毗鄰地區之徵收依據，有違憲法第23條的比例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予適用。此解釋一出，為抗爭二十年的美河市案，燃起了再審的希望，不料，司法院副院長卻立即對媒體指出，此釋憲文沒有說美河市案違憲，若聲請再審不會成功，致引來是否為某些政治人物護航的質疑。而從此爭議亦突顯出，我國現行缺乏類如德國的憲法訴願（Verfassungsbeschwerde）制度下，即便聲請釋憲成功，也不及於個案的弊端。
根據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第5條第1項第2款，人民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耗盡法律救濟手段後，其終局裁判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抵觸憲法之疑義者，得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惟為了避免大法官成為超級第四審，即便釋憲成功，其效力也不及於個案，聲請人頂多拿此解釋文向法院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能否成功翻案，恐屬未知，也易使違憲宣告成為具文。
我國的制度，如以之與美、日相比，由於此等國家並無獨立的釋憲機關，故任一層級的法院都具有違憲審查之權力，最高法院自然具有最終的解釋權。而由於要發動違憲審查的前提，必然有個案繫屬於法院，也因此，在採司法一元化的美、日兩國，宣告法律違憲的同時，就必然及於個案，而不至於使違憲宣告流於空談。
所以，若要根本解決大法官違憲宣告僅具有象徵意義之問題，似乎就必須將大法官與最高法院合一，以讓憲法解釋權與最終審判權合一。只是此種改革，涉及司法制度的根本架構，更涉及最高層級法院法官的去留，實難以改革。尤其早在2001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530號解釋，即要求立法院必須在兩年內，朝司法一元化的方向改革，惜因有侵害立法權之虞，以及司法院後繼者強力反對下，明明是位階最高的釋憲文，竟無人理會，致淪為笑柄一樁。 所以，在司法大結構難以撼動下，為了避免大法官的釋憲被當成是空氣，勢必就得讓解釋效力及於個案，則同樣不採司法一元化的德國，似乎就成為可以參考的對象。
而根據德國基本法第93條第1項第4之1款，人民基本權只要遭受公權力侵害，且在用盡一切救濟手段後，就可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此乍看之下，與我國前述的人民釋憲之規定相當，但不同的是，德國的所謂公權力侵害乃包括法院的判決。換言之，在我國聲請釋憲，不能直接以法院判決違憲聲請釋憲，而須是以判決所引用的法律、命令或判例違憲才行，但在德國，就可直接針對判決違憲提出聲請。如此的不同，影響所及的是，我國大法官只能宣告法規或判例違憲，其效力自然不能及個案，此在學理上稱為抽象法官審查。反之，德國因目的就在審查個案，一旦宣告違憲，此個案的判決自然失效，就須發回到原法院重新審理，此在學理上就被稱為具體法規審查，如此的釋憲，也才具有實質的意義。
總之，在我國現行的釋憲制度下，人民要聲請釋憲，不僅必須耗盡一切救濟手段，也不能以判決違憲來聲請釋憲。甚且在打破重重關卡釋憲成功後，效力也不及於個案，而僅能以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的理由。更糟的是，大法官還可以在違憲宣告後，直指解釋文沒有說法律違憲，還對法院下指導棋。凡此種種，只能說是為台灣司法的畸形發展，再添一則奇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