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因其台獨言論，收到高檢署「涉嫌叛亂」的傳票。鄭南榕不願受辱，拒絕應訊，並決定行使抵抗權。他說：「Over My Dead Body！」「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經過71天的自囚，終於在國民黨派兩百多人前來拘提之際點火自焚，壯烈成仁。
鄭南榕之死有非常深刻的涵義。一般人探討的是殉道、言論自由這個層次，其實作為「行動哲學家」的鄭南榕，思考不會只有這樣。哲學家的思路百轉千迴，終究還是回到對「人」的本質關懷。以筆者來看，鄭南榕之死，是人如何面對苦難的問題，是「自由」的最究竟義：生死自由。
「如何面對苦難」是每個政治受難者的一大考驗。活者「生不自由」，死者「死不自由」。絕大部分受難者選擇逆來順受，受苦兼受辱，生死不自由；鄭南榕寧受極苦而不受辱，以痛苦的死來反抗痛苦的生。但他們都沒辦法生死自由，無論生死，都是受苦受難。
受刑獄中坐化，抄經預知明日
所有宗教中，佛教對於解脫苦難，有一套堪稱最完備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在各種文獻中，「預知時至，安詳捨報」的案例不勝枚舉。據說1950年代共軍入侵西藏，大開殺戒。一些即將被殺的高僧，不忍凶手因為殺害他們而造「無間地獄」之罪，於是入定，神識出竅，就走就走，只留下一具空殼（Dead Body）。
漢傳佛教也不乏此例。1951年的「雲門事件」，當時111歲的虛雲法師被眾人闖進佛寺連番毒打，骨斷血流，料其必死。打手走後，虛雲轉醒，告訴弟子，他入定升兜率天，聽彌勒菩薩講法。又如1603年，明末紫柏真可法師受「東林黨」案牽連入獄，被嚴刑拷打，體無完膚。真可慨嘆：「世法如此，久住為何？」於是沐浴端坐，說偈而逝。
這些高僧都是修到能「遊戲神通」，生死自由，一般政治受難者做不到。但佛教允諾對眾生「救苦救難」，因此一些「受苦受難」的政治犯，也與佛教有緣，在獄中念佛抄經，希望藉佛法的力量消災解厄，至少求得心靈平靜。這種受難者的宗教體驗非常值得研究，它是普世性的課題，不獨佛教，其他宗教亦然。
不過，由於本文參考資料都是政治犯的口述史，因此所探討的，僅限於佛法對「既成事實」的救濟，而不及對「未成事實」的化解；前者是消災，後者是免難，這兩者在佛教的持驗錄、靈感記都斑斑可考。此外，由於台灣有許多政治犯，或因年輕而不知接觸宗教，或因相信共產主義（無神論）而不願接觸宗教，因此宗教對政治犯的影響有一定的限度。
在獄中，有的政治犯抄寫佛經。1979年因為吳泰安案入獄的余素貞（判刑15年），關在景美軍法看守所期間，因為冤抑難申，為了避免發瘋，專心念佛，勤抄《金剛經》。她回憶開庭前一天，「在半夢半醒之間，我好像看到明天要出庭的事情，誰誰誰各自都站在哪，都看得見；走到外面，好多記者在哪裡；管理員還用外套蓋著我的頭，不讓記者拍我的照片。」
第二天出去，余素貞嚇了一跳，一切人物、場景皆如昨天夢境所見，「好像神明告訴我未來的景象」。她認為，這是因為「在裡面專心一致，沒有想其他事情」。照佛家的解釋，這是進入一種定境。定能顯神通，工夫深者，預知未來不足為奇。
不過鑑於太多走火入魔的例子，筆者還是要離題提醒一下：若要修行修定，請善擇明師，勿盲修瞎煉，勿迷信神通，也不要誤入宗教詐騙集團；在台灣，宗教騙徒很多。
念佛感得異香，白衣神咒奇緣
1962年，金門縣農會發生一宗奇冤的政治案件。一位48歲的張姓課長，調查該會安全室的一件盜賣公物案。由於涉案者是特務，且安全室的主管機關是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張課長等於捋特務虎鬚。調查處幾位幹部乃先下手為強，把他逮捕下獄，用種種酷刑，套「潛匪案」的模式栽他叛亂罪。
張課長回憶，他在調查局金門、台北的偵訊監獄，被「千刑萬刑」折磨得體無完膚、精神混亂。後以死刑起訴，但他在獄中勤念觀世音佛號，感得在夢中三度下地府投訴。地府神明告訴他「死罪得赦，活罪難免」（後來果然判刑10年）；而且讓他看見異象，預示逮捕他的調查員將死於非命（他出獄後，從別人口中得知，印證夢境不虛）。有一次他在誦經，甚至感得異香。獄友甚感詫異，因為牢中無此香，香從何處來？但大家都聞到了。
念佛似乎不只能安定心靈。1976年，一位三義的陳姓雕刻師，被一個二十年都沒見面的客戶牽連，冤枉入獄，關在「誠舍」――這是土城看守所裡面的調查局秘密監獄，接受凍刑：在一處很冷的囚室，叫他把衣服脫光，裸身吹電風扇。而刑求的調查員卻是穿棉襖。這種凍刑之苦可想而知。
陳姓雕刻師記起媽媽的話：「如果有什麼困難，你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定會救你。」結果，「我就嘴巴一直念阿彌陀佛，喔，很有效，一下就不覺得冷。」反而是不念了，又冷了起來。
宗教的見證者，常講神蹟或感應。其實「信教」與「感應」的關係需要細膩的論述，非本文所能處理。至少對陳振奇而言，他的佛緣並不保證他能免於一死。陳是桃園人，在桃園縣政府任職，1952年涉左翼案件被捕。根據家屬的口述史，他的案件應有冤情。至少，從他在獄中抄寫並持念〈白衣神咒〉（觀音菩薩的咒語之一）來看，他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1952年12月9日，陳振奇被台北憲兵隊帶往刑場槍決，留下一妻二女，享年只有25歲。他是否往生極樂世界？不得而知。他的死是否一了百了？恐未必然。因為一件奇妙的因緣，就發生在他的長女陳惠珠身上。
據陳惠珠憶述，她婚後約34歲時，得到梅尼爾氏綜合症（Meniere's Disease），經常不由自主感到暈眩。每當暈眩發生，就在家誦讀佛經，由此因緣接觸佛法。她每天虔誠禮佛誦經，數十年如一日，功德回向給她的健康改善，也回向給她的父親陳振奇在天之靈。
約莫八、九年前，她意外得到一本咒語，那咒語不是別的，正是〈白衣神咒〉。她喜歡此咒，天天持誦。到了三、四年前，向檔案管理局申請，調出關於父親的完整檔案時，才發現父親六十年前在獄中手抄的〈白衣神咒〉，讓她感到不可思議。她說：「這不正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認為這是無法解釋與說明的巧合，讓我用某種方式與父親已逝的生命重新緊密結合在一起，彷彿他未曾離開我們一樣。」
慰靈回向冥福，傷逝出家為僧
談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能不提胡海基。胡是左翼青年，就讀台中商職期間，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50年3月當局破獲省工委武裝組織，循線大舉抓人。特務前往「中商」抓胡海基時，擅長音樂的胡海基，因為參加一所小學的遊藝活動幫忙演奏，得以倖免，隨即逃亡。逃亡期間曾藏在恩主公廟，這位左翼青年得以閱讀宗教和修行的書。
胡海基逃亡一年後自首，但始終懸念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包括許多和他理想與共、甘苦與共，卻在青春歲月生死永隔的熱血青年。1998年，他與母親合力在苗栗頭屋鄉興建「民主英烈公園」，這是台灣唯一一座白色恐怖的慰靈場，設有台灣第一座白色恐怖紀念碑。
「慰靈」不是消極的紀念儀式，而是供奉亡者，為亡者求冥福、求解脫的積極紀念行動。這是仰仗佛力加被，讓亡者早日離苦得樂、得到解脫，因此英烈公園即立有觀音、地藏菩薩銅像。此外，胡海基也創作多首佛教音樂，希望以「音聲佛事」增進台灣的正面能量，並使冥陽兩利。筆者特別喜歡他早年為《心經》所譜的曲，真率樸拙，音樂性豐富，可惜似已絕響。
塵緣如夢。白色恐怖的強烈悲劇造成非常複雜的效應，有些人如鄭南榕、胡海基選擇「世間法」的救贖之路；有些人則選擇「出世法」的解脫之路，如梁加升。梁在日治時代積極抗日，如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等，都有他活躍的身影。戰後，出任國民黨台南市黨部第一屆執行委員。此時擺在梁加升眼前的，即使不是官位「加升」，至少也有利祿前程。
然而1954年發生的悲劇改變了這一切。他的兒子，左翼青年梁培鍈被捕入獄。原本情節不重，初判12年；蔣介石嫌太輕，下令嚴審，改判死刑，1955年槍決。這使梁加升墮入悲慘世界，他所效忠的黨、所擁抱的祖國，殺了他的愛子，內心衝擊之大難以想像。
梁加升寫信給妻子：「余自英兒亡後，對社會一切的一切已成幻滅，這數月來祇詐痴詐醉，過著矛盾的生涯。長此以往必定自我毀滅。」為了避免向下沉淪，他決定：「做個佛弟子，為佛教做些事。余志已決，自不能挽留，余信這條路是余之歸宿處。」1955年，在高雄大崗山超峰寺出家，法名心覺。1968年任台南永康妙心寺住持。隔年圓寂，荼毘後得舍利子。
白色恐怖造成許多家庭破碎。1961年頃，一名陳姓客家人因政治案件入獄，留下孤苦無助的家庭。因為家貧，兒子出生四十日即送人領養；及長，學業優異；大二，開始學佛；大三，因養父中風，照護期間，悟老病死苦，發出離心；1987年退伍後即出家，此後深研天台教理，如今是傳持天台宗第四十六代法脈的法藏法師。
在佛教來講，出家不是「遁入空門」，而是為了解脫生死，讓生死自由；日後修成菩薩，乘願再來救苦救難，解脫眾生的生死，所以是一種願力更大的救贖。這是大乘佛教的剛健精神，它的經典浩瀚如海，義理深不可測，但「拯救眾生，離苦得樂」永遠是它的核心關懷。
畢竟，這個「娑婆世界」是以苦難著名的；有情眾生的苦難，就是對宗教永遠的召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