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南亞觀察：Bhopal給世界的一課》，作者於2014年獲雲門流浪者計畫獎助至南亞旅行。本文寫在印度Bhopal化工廠爆炸案三十一周年前夕，對於關注工業污染史的人來說，博帕爾恐怕是一個無法忘記的惡夢。這是印度、乃至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悲劇。跨國企業看準寬鬆的環境與工安法令，以及當地人對就業的渴望，利用褐色生產模式大舉剝削落後國的土地與勞動力，企業完成階段性生產任務後，拍屁股走人再轉售，落得一身病痛的勞工往往求助無門。
「事情發生在深夜，爆炸的工廠就離火車站不遠，許多事發當下剛好搭乘火車進站的乘客，因此受到毒氣波及，在半夢半醒間無辜死去......」Sadhna Karnik嘆了口氣說。
2015年3月，我在旅行途中來到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省會博帕爾(Bhopal)，經由印度科學運動組織(BGVS)的介紹，認識了Sadhna Karnik，她所主持的博帕爾氣爆受害者抗爭支持協會(BGPSSS)，長期為30年前的那場災難倖存者爭取權益。
位於印度次大陸中心地帶的博帕爾並非熱門旅遊點，一般遊客往往蜂擁至中央邦東北的卡朱拉霍(Khajuraho)，參觀世界遺產寺廟群內令人臉紅心跳的性愛石雕，或者前往西邊的國家公園親睹野生老虎的風采。然而，對於關注工業污染史的人來說，博帕爾恐怕是一個無法忘記的惡夢。
1984年12月3日夜間，美國聯合碳化公司(Union Carbide)設立在博帕爾北區的殺蟲劑工廠發生瓦斯外洩，突如其來的大爆炸瞬間奪走周邊社區3000條人命，近一萬人則在接下來的3周內，因爆炸傷害或者各種由毒氣引起的疾病死亡。
然而，災難並未隨著時間淡化，反而遺下更多難題。「毒氣」的源頭有一個拗口的正式名稱「異氰酸鉀脂」(Methyl Isocyanate, MIC)，是製作農藥的原料之一。事件過後，未被妥善處理的大量化學物質滯留在工廠內，持續汙染周邊地下水和土壤，一點一滴滲入災民的生活。30年來，已累積超過50萬人受到毒物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被嚴重的呼吸道疾病，或者各種因污染引發的癌症所糾纏。
女人受害最嚴重
Sadhna 帶我們走訪距離工廠最近的社區，只要穿越一條馬路就能抵達工廠大門。社區入口矗立一座母親形象的紀念碑，一手撫眼，一手抱著幼孩，身邊還有一個年長一點的孩子緊抓她的衣角，象徵事發當夜倉皇逃命的痛苦回憶。
（圖：雕像下的牌子寫到：「不要再有廣島，不要再有博帕爾，我們想要活下去。」）
「當時我覺得頭痛、暈眩、噁心、眼睛像是被火燒一樣，痛到無法睜開。到處哀鴻遍野」跟我們聊天的婦人回想事發經過。當年她還未滿30歲，雖然倖存，但慢性疾病從此形影不離，必須要定期就診服藥。孩子也受到影響，一個兒子後來只活到22歲，一個女兒在25歲那年就停經，無法生育，另一個女兒則飽受月經過多、皮膚過敏之苦，災難的傷痕扎實地留在一家人身上。
Sadhna定期訪視災民，記錄他們的醫療需求。「我的手機就是一支協助熱線，隨時接受病患打進來，幫他們安排醫院、病床、救護車。」她說，因為女性負責的家務工作需大量接觸水(例如洗衣、煮飯、清潔、替孩子洗澡等)，遭受有毒地下水直接影響的程度更甚於男性，連帶使她們生下天生畸形的新生兒。
根據統計，博帕爾的癌症、呼吸道疾病與眼疾發病率都是全印度最多，還有許多人因嚴重創傷而併發心理疾病。此前這裡的人所知的災難，大概只有廣島原爆可以比擬，因而發出紀念碑上沈痛的呼告。
企業與政府卸責
災民們能得到的醫療資源遠遠不足所需。聯合碳化公司在1989年付給印度政府四億七千萬美金、建設了一座醫院後，就聲稱完成賠償責任。但這筆錢除了不足以讓五十多萬傷亡者應付長期醫療所需之外，貪腐、官僚的印度政府，更使得傷亡者拿到賠償金的過程困難重重。
絕大多數的受害者最後只拿到兩萬五千印度盧比的賠償金，以一個月醫藥費約一千盧比來說，這筆錢只能算杯水車薪，加上官方診所往往大排長龍，居民多選擇去找社區內的江湖醫生，即便知道自己只能聊備一格獲取一些便宜的營養液。
至今，包括BGPSSS在內的許多組織都還在替受害者爭取更多賠償，官司打了又打，訴求包括聯合碳化應支付受害者每月五千盧比終生賠償金、提供乾淨飲水、清除工廠中化學廢棄物，印度政府重新進行死亡註冊、並給予先天肢障的二代受害者就業機會等。
（圖：聯合碳化工廠外圍牆寫滿抗議訴求）
其中，最棘手的是化學廢棄物的清理。目前還有數十噸有毒廢棄物存放在原廠內，但聯合碳化和2001年併購前者的道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s)，都拒絕出錢處理。2012年，數個博帕爾的NGO聯合發表聲明，譴責該年的倫敦奧運委員會接受道氏化學公司為賽事贊助商(註一)，要求奧運主辦方勿與無良企業掛鉤。
這是印度、乃至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悲劇。跨國企業看準寬鬆的環境與工安法令，以及當地人對就業的渴望，利用褐色生產模式大舉剝削落後國的土地與勞動力，不禁讓人想到台灣的RCA污染事件。1970-1980年代在RCA 桃園廠工作的基層女工，因為資方漠視工安，讓工人接觸有毒溶劑、喝下受污染飲水，導致許多女工罹癌。企業完成階段性生產任務後，拍屁股走人再轉售，落得一身病痛的勞工往往求助無門(註二)。
不能掉眼淚
（圖：替氣爆受害者爭取權益的Sadhna Karnik(左)正在瞭解災民需求）
我們在社區裡遇見許多年幼的孩子，可愛的臉蛋和對陌生人毫無保留的笑容乍看無異狀，但細細觀察，會發現在尚未發育完全的身體上，有癱軟的小手和小腳、微微變形的關節，或者不尋常的腫塊，也有一些孩子的眼神停駐著令人心酸的渙散。他們雖然沒有親歷事件，卻從上一輩的身體遺傳了病痛，終生注定與疾病和汙名共存。
站在馬路這一邊，理應封閉的工廠圍牆被附近居民鑿出一個洞，人人悠哉進出。狹窄的社區缺乏空地，大片無用的廠區就成為孩子打板球、大人放牛的最佳場所。遊走洞穴內外，荒謬感冷不防爬上背脊。人類都有追求自由的衝動，不論是開疆闢土尋求經濟利益，或者單純遊戲的愉悅，然而有些人總是被丟棄在犧牲的那方。一個婦女跟我們說，事發當時她被告誡不能為死去的親人掉眼淚，避免讓毒氣深入眼部損害視力。
不能流淚。
自力救濟與組織角力
Sadhna Karnik 曾經夢想成為一名醫生，從學生時代就是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批判愈趨商品化的教育體系，她打算從基層推廣另類教育的理想，於是放棄從醫，正準備回家鄉開始組織工作的時候，卻遇上慘絕人寰的氣爆事件。
雖然她的組織名為「協會」，但經常是單打獨鬥，一路走來阻礙重重。「印度被宗教基本教義派所掌控，人們太過容易受到宗教歧見的影響，也因為太多的貪腐，讓一般人對政治漠不關心，政治盲(political illiteracy)阻礙了公民社會和另類政治的可能性。」她語重心長地說。
氣爆災後，博帕爾大量湧進各類組織或個人，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彼此因為觀點差異和利益問題各有分岐。受害者要如何分類？到底要爭取多少的賠償？意見紛陳，角力和資源爭奪也層出不窮。Sadhna不諱言自己的行事作風常招致流言蜚語，但她最在乎的還是博帕爾的未來要怎麼走，「能否有真正綠色、永續的發展方式？要透過更多與經濟弱勢民眾的對話才能慢慢摸索。」
在博帕爾，我們也見到了《印度：美麗與詛咒》一書中提及的Abdul Jabbar先生。相較於一些偏重媒體形象的國際組織，Jabbar的組織(BGPMUS)強調草根經營和反應災民需求。由於大量婦女在因為丈夫過世而成為寡婦，或者災後婚姻破裂、人際關係網斷裂，失去維生來源，BGPMUS替她們開創就業機會。「縫紉計畫」召集婦女利用舊沙麗布料縫製服裝或布袋供販售，全盛時期同時有上百名婦女參與。
（圖：Abdul Jabbar先生。）
我問他，是否覺得印度經過氣爆教訓後，能夠避免這類災難的發生？Jabbar搖搖頭，「莫迪政府現在打算大舉開放外資進駐，整個海岸線從西到東都打算蓋滿大企業的工廠，但三十年前由跨國企業鑄下的慘劇猶未解決，這個政府眼中真的只有錢。」
更令人髮指的是，災後有西方藥商覬覦龐大的醫藥需求，跟印度政府勾結，讓傷者在不知情下注射尚未通過實驗的藥品，成為藥廠的白老鼠，引發極大爭議，對災後處境無疑雪上加霜。
為了解決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也為了擺脫藥廠的控制，致力於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Sambhavna診所在2004年成立，利用印度傳統的阿育吠陀(Aryuvedic)療法、練習瑜珈與服用古法煉製的藥草等方式，協助受害者復健，不依賴進口藥品，診所營運則靠著製作阿育吠陀藥品、精油對外販售，以及募款來籌措財源。
創辦人Satinath Sarangi是印度活躍的社會運動者，1984年災難後發生不久，他立即前往博帕爾，從此在當地定居，戮力為受害者爭取權益。”Sambhavna”在印地語中意指「可能性」，試圖從受害者的角度，跟他們共同找尋「倖存」的可能性。診所座落在一個幽靜的區域，有寬敞清淨的紅磚屋與藥草花園、靜坐小屋、圖書館，環境十分怡人。
訪客可以在告知工作人員的前提下隨意參觀，我們遇見了正在準備帶領復健課程的瑜伽老師，藉由體位法和深層呼吸練習，舒緩傷者的肢體痛苦；製藥區的婦人正在熬煮藥草、製作藥水，大方展示各種製藥器材、打開熱鍋讓我們聞聞黑綠色藥水的氣味。
Sambhavna每年還會定期招募各類專長的志工，協助整理病歷、設計給病友的活動等。在圖書室裡，事件二十週年時編撰的”The Bhopal Reader”(彙整相關文章的讀本)，以及作家Indira Sinha 以氣爆事件為藍本創作的小說”Animal’s People”(中文版譯為《據說，我曾經是人類》)，一一整齊排列在書架上。
（圖：Sambhavna診所的員工以印度傳統療方配置藥草。）
對抗遺忘
各組織、行動者的方式或許不盡相同，但共同的敵人卻是「遺忘」。當時間慢慢稀釋記憶，遺忘所造成的麻木和犬儒，往往阻礙了正義與復原的到來。
為了抵抗遺忘，2014年底，博帕爾事件三十週年，一間由藝術家、行動者共同策畫，隱身在民宅中的小小博物館開張了。雖然說是博物館，其面積也不過就是一間兩層樓房的大小，但展示的藏品足以讓後人了解事件的經過。館內擺設大量事件現場遺留的物品、照片、新聞資料，以及後續行動的紀錄。特別的是運用聲音重現災民內心的掙扎與恐懼，參觀者可以拿起館內設置的話筒，聆聽倖存者的證詞。
絕食、抗議、燭光晚會，30年來印度社會嘗試過各種形式的行動，努力避免世人遺忘；2012年，一場從博帕爾徒步到德里的抗議，參與者們整整走了37天。我們也從展覽中得知，聯合碳化工廠其實在1969年於博帕爾設廠後就狀況不斷、場內安全措施闕如，氣爆慘案或許只是臨門一腳。至於被控告多項殺人罪的聯合碳化美籍老闆Warren
Anderson已經在2014年過世，死前從未在監獄待過一天。苦難好像一個很慢的滴漏，遠遠看似停止了，走近一點發現，還在滴。Sadhna說：「Bhopal事件的每一個面向，都是一本開放的書，教我們寶貴的一課。」
災難之後，美國國內催生了「緊急計畫與社區知情權法案」(EPCRA)，以此訂定一套化學災害應變機制，規定企業必須主動公開有毒化學物質，以便周遭社區居民做好預防應變措施；印度在1991年通過「公眾責任保險法案」(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Act)，要求重大污染肇事者需立即支付受害者賠償金，但被印度輿論批判未真正落實。
30年來的世界真的從博帕爾學到一課了嗎？雖然答案依舊不令人滿意，但對抗遺忘與不停疑問，就是今天回看Bhopal事件的意義。
(註一)受害者相關組織向倫敦奧運抗議可參考 http://dropdownow.org
(註二)台灣RCA一案經過多年訴訟，2015年4月台北地院判決員工自救會勝訴，獲企業賠償五億台幣，但全案仍未定讞。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南亞觀察：《Bhopal 給世界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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