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宣稱，期待台灣蔡英文準總統應遵守台灣自己的一中憲法，來接受兩岸同屬一中。而台灣看守總統府也隨即呼應：「中華民國憲法不容許一中一台。」這其實是混淆了「正當性」（Legitimacy）與「合法性」（Legality）的概念。
首先，一般對於政權統治正當性的論述，來自於韋伯（Max Weber）的三種類型：1.根據「傳統規範」來統治的政權（如封建國家、宗教式國家）；2.根據「領袖魅力」來統治的政權（如希特勒、毛澤東等所謂民族偉人）；3.根據「理性法制」（合法）來統治的政權（現代法治國）。而現實上多半是「混合型」而沒有所謂的「純粹」類型。
「合法性」不等於「正當性」
而許多的Weber型的論述，多半在研究各種政權的統治模式，例如研究納粹黨是透過哪些手法而崛起並發展成獨裁政權，如媒體操作、宣揚傳統價值、領袖造神運動、運用特務組織、以利益攏絡軍方將領、設立箝制人民的法案等等。以台灣為例，著名的「傘柄理論」則是分析戒嚴時期國民黨是如何透過扶植本省與外省政治派系來分配特權利益，進而鞏固其政權。當然，也有許多研究討論民主國家如何鞏固政權。
然而，「溝通理性」理論的創始人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指出，以上這些Weber型的論述，其實已經偷換了問題，把原本該問的「什麼樣的政權才有正當性」改換成「政權如何鞏固其正當性」。
而後果之一，就是混淆「正當性」（Legitimacy）與「合法性」（Legality）的概念。也就是說，如果就合法性來看（Weber第三種正當類型），納粹政權顯然符合當時德國憲法學者所說的「一切都合法」，甚至替納粹泡製「例外狀況」的說詞，也就是在所謂的「緊急狀況」下，可以遂行獨裁。以台灣過去而言，則是國民黨以「動員戡亂」的緊急狀況，來合法化凍結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因此，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不能拿來等同其「正當性」，「合法」不等於「正當」，否則連北韓、納粹、各種殖民政權都變成是正當的政權。
以台灣的狀況，自從二戰結束以來，國民黨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而宣稱「兩岸同屬一中」，其實一直被國際社會認定為「不合國際法也不正當」，甚至國際社會也一向不承認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主權。只不過為了一起圍堵中國，許多國家不會刻意在外交場合戳破這點，來給國民黨或台灣人難堪。當然在戒嚴時期，知道真相的官員也不敢多說。如今中國外交部長重提「中華民國憲法」，是好心要幫台灣鞏固國際地位，還是藉機把台灣「香港化」，各位讀者可自行判斷。
「自然權利」不是政權正當性的基礎
除了上面Weber式的正當性論述，另一種正當性論述則是認為，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取決於：是否有保障國民的「自然權利」，如私有財產權、人人平等、政治自由、人身安全、社會福利、民族繁榮、自由市場等等。然而， 這些各式各樣的「自然權利」可能太過於主觀而難以達成共識。
可能對某些市場派經濟學的信徒而言，像北歐、西歐那些厲行富人稅，為了環保、人權等等而管制市場的高度社會福利國家，簡直就是邪惡、沒效率而缺乏正當性。對納粹德國支持者而言，必須實施一黨專政，剷除猶太人與鎮壓勞工，甚至「統一德意志帝國歷史上的領土」，才算保障「民族繁榮的自然權利」。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則是認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來統治東亞各國，才算保障「民族繁榮」。或者許多殖民地的歐美宗主國認為，自己是在好心教育「落後民族」來開發進步，因此符合「自然權利」有正當性。
前蘇聯陣營則宣傳，國家正當性都是騙人的東西，只是統治階級跟資本家串通來剝削人民的話術而已。只有用科學與科技效率，將全球社會改造成共產理想社會，人人自由均富，民眾自發管理自己，才符合「自然權利」，根本不需要國家政權，也不用追求民主改革。在蘇聯眼裡，民主國家跟納粹黨不過是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蘇聯陣營宣稱，唯一有正當性的，就是要推行共產社會的共產黨，因此，只有共產黨有資格搞獨裁，其他人不行。
過去不少西方的知識份子也有樣學樣，玩起這套民主政黨與獨裁政黨（或美國與蘇聯）各打五十大板的把戲，來顯示自己「中立客觀」、「面面俱到」；甚至讚美中國搞文革，或讚美蘇聯搞集體農場。而也有許多獨裁政黨，抄襲蘇聯這套「只有本黨最正當，可以獨裁，其他人不行」的論述。
由上述例子可知，用「自然權利」來建立或評鑑國家政權的正當性，缺乏合理的判斷基礎，常常變成大家各說各話，而紛爭不斷，短視近利，自以為聰明算計，甚至造成國際間的戰爭。例如二戰之前，許多與德國做生意、或在德國設廠的英美企業都大力吹捧及資助納粹與法西斯主義，這些企業認為希特勒專心拚經濟，不像美國搞社會福利、反壟斷等等民粹政治。甚至二戰爆發後，部分英美企業還持續販賣軍事設備給德軍使用。
統治正當性的基礎：通過溝通建立社會規範
為了解決以上這些正當性概念混淆與政治災難。哈伯瑪斯指出，人類社會得以運作的基礎，就是透過溝通行為達成共識（即使連相約吃飯，也是一種達成共識）。可以說，要是沒有溝通行為，人類社會根本組織不起來。
因此，比起上面所說的各種「自然權利」，最根本的統治正當性，應該是保障「有效的溝通公共事務」。而「有效的溝通」，需要透過「溝通理性」來實現，並藉由建立相關法律規範，才能落實在社會運作。如資訊公開、實質聽證制度、公投制度、擴大民眾參與等等。例如許多先進文明國家，對於解決重大公共問題，都逐漸採取實質公投機制（而非鳥籠公投），而不是拿出一堆宗教論、血統論、歷史領土論、自由市場論等等各種「自然權利」進行沒完沒了的政治鬥爭，甚至引發暴力衝突。
對哈伯瑪斯而言，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建立在：任何的規範，包括國際法、憲法，「大家應通過溝通理性，來討論建立社會種種規範。溝通理性，除了參與的平等之外，被影響的各方需要誠實拿出所有相關真實資訊，用可以理解的語言，解釋自己的正當理由，讓各方檢驗討論」。
以此，台灣民眾的真實生活經驗，都是自成一國的在生活；國內外也不會有人認為台灣總統真的會跑去統治中國。因此，台灣總統如果宣稱「兩岸同屬一中」，就是違背「誠實的拿出相關真實資訊」，進而違反溝通理性，並缺乏正當性。更別提，如果被國際社會以為台灣打算接受香港模式，等於更加散佈錯誤資訊給國際社會。
而常見的錯誤說法，例如看守總統所說「再過一個禮拜就過年，大陸也過年，我想你看到這例子。我們有很多共同歷史、共同血緣無法切開，比方過年看到說恭喜恭喜」云云。然而我們可發現，許多加州美國公民，或新加坡公民，過年看到說恭喜恭喜，但加州或新加坡並沒有人提倡「加州跟新加坡同屬一中」的相關討論，而中國人也沒有提倡加州跟新加坡同屬一中。
由此可見，「共同血緣與歷史，比方過年看到說恭喜恭喜」，並不是「同屬一中」議題的「相關真實資訊」，而是「不相關的資訊」，因此缺乏溝通理性。另外，如果人類學家或歷史學家發現，或證明世界上許多官方宣傳的血統，其實都是雜種而沒有一定標準的話，例如「華人共同血緣」或納粹提倡的「亞利安血統」，也就沒有真實性可言，因而缺乏溝通理性與正當性。
而當政權還是無止盡灌輸違背真實生活經驗的憲法（或其他政治規範），甚至用國家暴力來強迫推銷，以哈伯瑪斯的說法，就是「社會溝通遭到系統性的扭曲」。將容易造成個人對政治體系喪失信心與忠誠（政權正當性危機），與缺乏社會責任感，因而導致社會混亂。例如，貪污、炒地皮、污染環境、豆腐渣工程、霸佔國家資產等等，之後屁股拍拍移民。
而哈伯瑪斯也提醒，如果政權又進一步假藉傳統文化之名來挽救正當性危機，將容易導致文化空洞化與喪失意義，例如兩岸都充斥著：過氣黨國藝人、假歷史影片、假歷史書籍、黨國買辦文人等等，造成討論「一中憲法」的錯誤資訊或不相關資訊到處散播，形成更加扭曲社會溝通的惡性循環。
以此，我們要在這裡呼籲，未來的憲政改革問題，應真正實現溝通理性，讓一切爭議，根據相關真實資訊來溝通討論、改革。絕非民粹、非理性、搞鬥爭；而是剛好相反，可以挽救未來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來重拾溝通理性，免於無謂政治紛爭與社會混亂，以及免於受黨國資訊的疲勞轟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