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你從未聽聞的假說，
如何讓無數知識分子、探險家、納粹領導者著迷不已？
最終，對二十世紀的人種屠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非洲刮起的「白色」旋風
傳教士李文斯頓失蹤了！一八七一年探險家史坦利到非洲尋人，一舉成名。其後意外「發現」土生土長的白色人種。那幾個面貌、膚色近似歐洲人的當地居民，為何會出現在「黑暗大陸」？一股在非洲尋找白色部落的風潮由此而起，繼而蔓延到世界各地：從北極、巴拿馬、北海道、紐西蘭，直到二十世紀都持續傳來發現白色部落的消息。
高貴的白色人種控制了全世界
這些驚人的「人類再發現」其實和十九世紀的白色人種假說相關。科學家透過世界各地傳來的「好消息」，努力產生出一個有關人類演化和遷徙過程的推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和生物學全都牽涉其中。甚至，更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下，優勝劣敗的完美演繹。以此作為殖民論述的基礎，他們認為人種有高低等級，而白種人是最為高等、血統最純和最古老的一支。
這個說法，透過世界各地殘留的「白色部落」傳說得到證實，他們推測，這些遺民必然是遠古四處征服的白色人種的後代子孫。
走向自我毀滅的人類
人種假說其實可以上溯聖經：現今人類都是挪亞後代，而住在非洲的就是二兒子含的子孫。這個在千年前曾用來支撐歐洲人為何能奴役非洲人的理論，了近世卻轉化為支撐白種人先天優異的論述。
納粹的「雅利安人至上」論便是在這個脈絡下發展而生。雖然人種理論在二戰後遭遇嚴重批評，卻未曾遠離，一些非洲部落自認為是白人的後代，從而在去殖民化以後的非洲埋下衝突的種子，一九九四年，這類衝突在盧安達大屠殺中達於高峰。
十九世紀晚期的龐德街穿過倫敦最時髦的地區，離熙熙攘攘的皮卡迪利街和攝政街都不遠，兩旁盡是氣派的宅邸和藝術館。然而，在一八八五年秋天，當記者克爾打這裡走過時，卻覺得兩旁的建築高大而陰沉沉，讓他有走在一條幽暗廊道的感覺。其中又以史坦利的宅邸「最高大和最陰沉」，一點都不像世界最知名探險家的住處。這位探險家曾橫穿非洲大陸、繪製出剛果河流域圖，還找到失去音訊的英國傳教士李文斯頓。克爾擠過「四濺的行人」，去到史坦利家大門，拉響門鈴。開門的是男管家。他遞上名片，管家隨即把他領到二樓書房。在書房裡，他終於看見一些反映大探險家豐功偉績的跡象：地毯上鋪著一張華麗虎皮，一幅剛果河下游的大地圖攤開在桌子上。
史坦利在幾分鐘後出現。他個子小、身材結實，面容嚴肅。克爾形容，他有著「嚴厲深思的眼神」。雖然已經失去在剛果活動期間的「格鬥士苗條身材」，史坦利的皮膚仍然黝黑。他的頭髮和克爾幾年前看過的「完全不同」。就連他的說話聲聽在克爾耳裡也是有點怪怪的。長時間生活在英語世界之外讓史坦利養成一種腔調。他的家豪華安靜，唯一和這個環境格格不入的看來只有史坦利本人。他雖然住在倫敦，卻儼然生活在他鄉：更讓他自如的是帝國的邊陲而不是中心。
但史坦利當年在帝國邊陲的表現卻引起倫敦這個世界中心的矚目。一八七一年找到李文斯頓的事蹟讓他一夕成名，躋身國際名人，而他的名氣也大大提高了歐洲人對非洲的興趣。到了一八八○年代，歐洲列強都把眼睛望向這個南方大洲，垂涎其黃金和象牙、龐大的橡膠和棉花生產力，還有其握控世界重要航道的優越位置。非洲是當時有人居大洲中被了解得最少的一個，卻突然變成了最值得征服的對象。英國、法國和德國對尼羅河三角洲到好望角之間的不同土地各自提出主權主張─這種情形被《泰晤士報》形容為「爭奪非洲」，帶來的結果是非洲被瓜分為東一塊、西一塊殖民地。就連蕞爾小國比利時也軋一腳，急於分一杯羹。最後，它奪得全長四千六百公里的剛果河及其盆地─這個地區的面積比比利時本身大七十六倍。
有五年時間，比利時的野心就是史坦利的工作：協助國王利奧波德把剛果置於歐洲人控制之下。透過一間非洲人和歐洲人合組的小公司，他在剛果河下游建立了一系列水文站，又與住在河兩岸的部落談條約。克爾向史坦利打聽這個龐大計畫的細節，兩人一起端詳桌上的大地圖。克爾想了解剛果叢林區有多麼炎熱潮濕、剛果河的地理狀況和史坦利希望蓋在南岸的鐵路重要性何在。
剛果的命運對史坦利本人和非洲的未來都無比重要，但克爾會專程來龐德街卻是另有理由。經過快一小時的談話以後，他把問題引入另一個方向。那是有關一件時間更早的事件，發生在史坦利一八七四年至七七年橫跨非洲途中經過布干達之時。布干達國王極有權勢，名叫穆特薩。當史坦利在談話中偶然提到穆特薩，克爾馬上抓住機會，問他：「你就是在穆特薩的領土遇到那些來自甘巴拉嘎拉山的白皮膚非洲人的嗎？你真的認為，就像有些人說的，非洲內陸有一整個這樣的白人部落嗎？」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布干達是非洲一個古老王國，據聞建於十四世紀，位置為今日烏干達境內。
「沒錯。」史坦利回答。
大約十年前，他在雲霧繚繞的東非洲山區遇到了他所謂的「甘巴拉嘎拉山白色種族」。一八七六年八月，他把這個發現用電報發給《紐約先驅報》。消息登出後，這篇稿子迅即被美國和歐洲數以十計的報紙轉載、轉述或摘錄。《哈特福德新聞報》的標題作「非洲的白色民族」，芝加哥的《每日國際海洋報》的標題作「非洲山區一個淺膚色的新種族」，《阿爾巴尼晚報》的標題作「史坦利得到了一個驚人發現」。這個故事在史坦利回國後繼續流傳。他經常在公開演講中談到這些「白皮膚非洲人」，又把他們寫入他的探險記《穿過黑暗大陸》。
非洲的「白色種族」未幾也引起了科學家的興趣。這個發現引發的爭論同時出現在大西洋兩岸的學術期刊，包括《美國博物學家》和《英國皇家學會會刊》。到了克爾在一八八五年拜訪史坦利的時候，一些要證實其事的探險活動已經展開。一八八四年，葡萄牙探險家雷迪爾計劃到東非的神祕山脈「一訪住在山上的白色種族」。未幾，甘巴拉嘎拉山的故事得到其他西方人的報告證實：這些人包括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探險家，他們自稱曾在非洲內陸的其他地區見過白色人種。
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日本北部、菲律賓叢林、中美洲叢林和加拿大北極荒原），美國和歐洲探險家也傳回來有關白色部落的故事。這些發現彼此相關嗎？許多科學家認為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他們彙整一類不尋常的發現（被發現的包括頭髮淡黃色的印第安人、碧眼的因紐特人和圓眼的日本人），希望可以從分散各處的拼圖方塊，拼湊出一個遠古白色人種的全貌。從這些努力產生出一個有關人類演化和遷徙過程的理論，它試圖透過追蹤淺膚色人種進入深膚色人種地區的軌跡，建立人類物種的史前史。這也是史坦利的甘巴拉嘎拉山故事會被嚴肅看待的原因之一。因為它看來是一個更大謎團的線索，而這個謎團的解決在在看來有助於回答一些更基本的問題：人類物種起源於何處？它為什麼會分裂為不同人種？這些人種又是如何散布到地球不同角落？
快五點鐘的時候，一個年輕非洲人把茶端進史坦利的書房。採訪近尾聲了。克爾已經得到寫文章的足夠材料。他準備寫的是歐洲列強在非洲的角力，尤其是在剛果的角力，所以，史坦利提供的材料既合時宜又有新聞價值。然而，當這次訪談的內容幾星期後在《紐約時報》登出時，重點卻不是放在非洲土地，而是放在非洲人本身，標題作〈白皮膚非洲人和剛果〉。由此看來，即使非洲已經成為歐洲列強的較量舞台，白色種族的奇特故事依舊繼續點燃著讀者的興趣。
在兩年後的一八八七年，史坦利將會重返東非，並且從一段距離外再次一瞥淺膚色非洲人所居住的高山家園。與此同時，克爾將會出版一本名為《在白色非洲人中間迷路》的小說─正如他自承，這個寫作計畫之所以可能，「靠的完全是史坦利先生的熱心」。不過它只是世紀末數以十計以發現「迷路白色部落」為主題的小說之一。到了這時候，「甘巴拉嘎拉山白色種族」的故事已經不僅是小說創作的靈感來源，還愈來愈被當成人類學事實看待。史坦利的報告也只是愈來愈多的同類型報告之一─它們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報紙和科學期刊都大占版面。這就不奇怪澳洲作家尼姆在一九○五年登於《錢伯斯雜誌》的文章〈神祕的白色種族〉裡會這樣說：「普遍相信，在熱帶的偏遠地區，住著一些神祕和與世隔絕的白色部落。這樣的想法長久以來都散發著一股奇特的魅力。」靠著來自許多不同地方的報告助長，這種魅力持續到二十世紀好幾。
【ost 這個字更精確的翻譯可能是「丟失」，因為它是以西方人為主體，表示那些在遙遠異域發現的「白色部落」是西方人的「失物」。此處譯為「迷路」是為求閱讀通順。】
但它並沒有持續到今日。甘巴拉嘎拉山業已被遺忘。儘管它曾經引起極多圈子的興趣和影響過一批重要歷史人物，今日的歷史學家基本上絕口不談史坦利的白色部落。早期的史坦利傳記總會提到甘巴拉嘎拉山，但近年的傳記很少談這座山，更是絕不提他遇到過「生活在非洲心臟地帶的白皮膚民族」。霍爾的《史坦利傳》（一九七四）用兩行字把傳主發現甘巴拉嘎拉山的經過交代過去─這樣的字數還算是多的。自此，甘巴拉嘎拉山從談史坦利的著作完全消失。就連紐曼出版於二○○四年的卓越之作《帝國足跡》─作者自謂此書致力於重現史坦利每一趟探險的來龍去脈─仍然沒有談及這個片段。
這很令人驚訝，因為史坦利的生平和探險一直受到極詳盡的檢視。在一八七六年發出有關甘巴拉嘎拉山的報告時，他是世界最知名的探險家，並一直保持這種地位直到一九○三年身故。那之後，他持續知名，哪怕較近期對史坦利的描寫都側重於對他個性複雜和矛盾的一面著墨。繼他之後的新一代探險家雖然人才輩出（有試飛員，有深海潛水員，有太空人，他們業已成為定義二十和二十一世紀的一部分），史坦利的鋒頭仍然沒被蓋過。一份在他百歲冥壽（一九四三年）出版的書目列出了一百二十三種研究他的出版品，包括書籍、文章和演講稿。這方面的出版品後來有增無已。有關他的文章、研討會和探險史作品的出現頻率一直相當穩定。據我統計，他的全傳至少有四十本。簡言之，史坦利已經成為維多利亞時代探險活動的一大代表人物，是任何談「爭奪非洲」、「報業崛起」和「大眾文化成長」的著作都會提上一提。但甘巴拉嘎拉山的故事偏偏就是不見了。
道理很簡單。探險家的故事對傳記作者來說是惡夢，涵蓋面大得不是一本書的篇幅所能全面關照。史坦利一生多姿多彩（當過軍人和記者，寫過十本書，領導過一支七百人的遠征隊），有關他生平和功績的材料填滿了比利時史坦利檔案館的幾百立方公尺空間。光是追蹤他橫跨非洲和後來橫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足跡便已夠複雜了，更遑論爬梳他寫過的新聞稿件和通俗著作。在一八七○年代和一八八○年代之間，他的探險故事持續出現在報端，同時是讚譽和爭議的對象。總之，史坦利在大眾文化的高聳身影和尼羅河等長，在歐洲和美國的日報創造出數不盡的故事。有鑑於他的一生有那麼多故事、事件和爭議，甘巴拉嘎拉山會被人忽略誠屬自然。
不過，它又在史坦利自己作品中扮演重要角色，曾出現在他的日記、現場快報、新聞稿件、探險記和自傳，甚至還出現在他葬禮上的悼詞。所以，它會受到忽略，不太可能是集體疏忽所致。更有可能的理由毋寧是，發現白色部落的故事不是那種我們想要聽到的史坦利故事和非洲探險故事。他寫的探險記大多把重點放在地理發現和人命代價。兩者都相當可觀。在一八七一年和一八八九年之間，史坦利前後率領過四支大型非洲遠征隊。有時，他的非洲探險更像是揮舞大棒而不是探險，所到之處血跡斑斑，留下數以百計死傷。早期的傳記作者總是對史坦利的勇敢和堅韌讚賞有加，但後來的作家和學者都指責他罔顧人命（有時甚至是殘忍），並設法從史坦利的心理求得一個深層解釋。還有些人把他的暴力向外投射，說史坦利的探險是「爭奪非洲」的第一響砲聲，開啟了列強殖民非洲的先聲（過程中又引起更多暴力，導致非洲文化被大規模擾亂，政治系統被摧毀，迄今沒有完全恢復）。不過，史坦利的某些方面─例如甘巴拉嘎拉山及其白皮膚居民的故事─並不符合這種觀點。對此，論者只是略過不提。
相對於帝國大業的締建和地理大發現來說，史坦利的白色部落故事看來不值一哂。如果它有代表什麼，那就是代表回到中世紀的世界，當時的非洲地圖上都畫著獨腳怪獸和狗臉人。史坦利有關白色部落的談論也和他在敘事時明顯表現的科學素質顯得格格不入。例如，談到某個地點時，他總不忘記交代經緯度，總是附上土著詞彙表，總是對動植物有詳細描寫。這些都是維多利亞時代探險家的正字標記。與此相比，白皮膚非洲人看來只是史坦利幻想出來，是黃熱病作祟或（更有甚者）黃新聞
＊【「黃新聞」指煽情和大肆渲染的新聞報導。這裡指有人也許會以為史坦利是想引起轟動而虛構出白色部落的故事。】作祟的結果。
我們會忘卻甘巴拉嘎拉山的故事還是因為它讓我們感到不自在。過去四百年來，西方人都把白人放在各種有關非洲的記述的中心。這個大洲的故事是從奴隸船的航海日誌、殖民地官員的報告和史坦利等探險家的記述中慢慢浮現。自這個大洲在一九六○年代擺脫殖民統治開始，非洲人一直設法把在地人的聲音恢復過來（這聲音此前一直被大西洋奴隸貿易和隨後一世紀的歐洲占領所壓制）。所以，二十一世紀的學者會不願意檢視一則非洲有關白人部落的傳說，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大概是唯恐這樣做會讓它復活過來。他們擔心，雖然白人侵略者已經走了，但他們的陰影繼續留著，這一次不是要掠奪非洲的人民或黃金，而是要掠奪它的歷史。
那麼，我為什麼要為一則不可能是真的故事甘冒讓帝國鬼魂復活的危險？原因是，史坦利的白色部落故事不管對非洲歷史還是非洲與西方的關係都有著深遠影響。甘巴拉嘎拉山的故事看起來也許無傷大雅，卻包含著一個危險的觀念：黑色非洲是一個摻雜著白人的世界。這為西方人征服和定居非洲提供了一種新的正當性。如果白色部落在非洲真的是歷史悠久，那麼，尾隨史坦利進入非洲的歐洲人便不是殖民，而是回歸淺膚色入侵者許多世紀以前占領過的土地。白皮膚甘巴拉嘎拉人為一個可以重新定義非洲歷史的論證提供了佐證。更重要的是，它會為非洲的未來設定道路。我這裡所說的就是所謂的「含族假說」，史坦利既受其啟發又對其有助長之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黑色非洲是一個摻雜著白人的世界。這為西方人征服和定居非洲提供了一種新的正當性。如果白色部落在非洲真的是歷史悠久，那麼，尾隨史坦利進入非洲的歐洲人便不是殖民，而是回歸淺膚色入侵者許多世紀以前占領過的土地。
本書是一部傳記，但傳主不是史坦利，而是「含族假說」。這個假說斷言淺膚色部落曾在遠古入侵非洲。源出古代神話，這理論隨著時間而演變，到了十九世紀晚期又成了科學家的最愛。他們用他們最精密的儀器和最器重的分析技術去測試它，一心希望可以憑它解決人種起源之謎。為追蹤「含族假說」的人生故事，本書會穿過一個又一個世紀，回到它的最早源頭。這是一個跨領域和跨學科的故事，牽涉的學科包括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和生物學。本書會逐個檢視那些開發出工具讓「含族假說」活起來的人物。史坦利的「發現」能引起維多利亞時代的聽眾共鳴，是因為它是一首交響曲的一部分，而這首交響曲是由構成「含族假說」的許多觀念編織而成。
為講述「含族假說」的故事，本書從事了自己的探險。這探險開始於「含族假說」在《希伯來聖經》的古老源頭，再從東非洲的本土傳說推進至英國語言學家的語法研究，和維多利亞時代解剖學家的頭骨搜集之旅。甘巴拉嘎拉山之謎和其他有關白皮膚非洲人的報告引出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探險家沒有足夠裝備可以回答。例如，史坦利前往非洲的目的是解決尼羅河源頭之謎。他有準備好要為河流系統製圖，卻沒準備好為人類的家族樹製圖。所以，即使他知道東非洲內陸有一些謎團等著他去解開，他仍然沒有本領解開它們。人類的血統祖源無法靠直接觀察得知。它們不像明亮湖泊和湍急河流那樣一望即知，不可能被探險家畫在地圖網格內。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希伯來聖經》是指： 猶太教的聖經，以希伯萊文和亞蘭文寫成，內容是《舊約聖經》的來源，但有些微差異。
結果就是，「含族假說」必須靠其他方法拼湊起來。對於西方科學家來說，膚色是人種的明顯指標，但不是決定性指標。所以他們還從其他方面尋找可以把活生生白色種族（如甘巴拉嘎拉人）連結於他們人種遠祖的痕跡，例如土著神話、文物、語言和傳說。這些痕跡是可觀察、可測量和可驗證。然而，歷史（這是任何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會承認的）除了需要搜集事實，還需要建構故事。不管一個學者有多知所謹慎，不越俎代庖，光讓證據自己說話，它們仍然需要一個我們為它們創造的框架，方能把證據組合在一起。這個框架可供推論、比較和類推，是根據我們對世界的信仰組織起來。「含族假說」的創造者是靠著結合事實和判斷建立他們的理論，換言之是靠著結合可測量的證據和不可測量的假定。想弄懂「含族假說」為什麼對西方想像力發揮那麼大的影響力，我們除了必須探索博物學家的研究室，還必須探索赤道雨林，因為正是在這些不同的地點讓文物和論證被編織在一起。
最終，「含族假說」不只有助於解釋白色部落之謎，也有助於解釋現代世界。它定錨於一個全人類的起源和遷移理論，所以一旦與雅利安人種理論結合，一定會得出白色部落遍布全世界的結論。這個結論一度看似獲得證實。從一八七○年代到一九三○年代，一再有探險家認為自己在最遠的天涯海角（包括維多利亞島的北極荒原、西藏山區和巴拿馬叢林）發現了白色種族。這些發現也是本書要講述的故事的一部分。但與短命的雅利安人種理論不同（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理論只活在納粹德國），「含族假說」繼續活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它在現代非洲文化的土壤裡扎了根，塑造出一些西方不太注意到的人種態度─哪怕這些態度曾經助長驚人的暴力行為，例如一九九四年的盧安達種族屠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盧安達種族屠殺是國內胡圖人對圖西人進行的種族滅絕大屠殺，從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七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人被殺，占全國總人口約五分之一。
「含族假說」被證明驚人耐活，能調適於各種環境，既有本領迷惑歐洲人上千年，復有本領讓非洲人為其作倀。有些本土部落是源自遠古的入侵者（他們被稱為歐洲人、高加索人、雅利安人或含族不等）─這種觀念在西方也許已經被遺忘，卻繼續牢牢留在從印度到東非的一帶。它的西方根源也仍然鮮明。所以，我們的故事將會從歐洲人講起，從他們前往世界最荒涼遙遠地區探索並找到一面照見自己的鏡子講起。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探險家、科學家與一段改變人類命運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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