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家庭主義會擴散到職場、學校和社會？
不知我是否放大了感受，但有關家庭的稱謂似乎正逐漸擴散並深植到社會整體。雖然大家都逃避結婚，認為傳統家庭價值逐漸潰堤，但有關家庭的稱謂卻似乎正背道而馳。
不管是到傳統市場或大型超市，店員對看似已過適婚年齡的女性客人時，稱謂始終都是「媽媽」。我也經常聽到身邊未婚的三十、四十代女性，訴說在市場被別人稱呼為「媽媽」後感到不快的經驗。最近因為「大嬸」這個稱呼開始蘊含濃厚的貶義，所以即便在適合使用「大嬸」的情況，大家也逐漸改用「媽媽」一詞。
圖說：不管是到傳統市場或大型超市，店員對看似已過適婚年齡的女性客人時，稱謂始終都是「媽媽」。
在我任職的單位，公司同仁就給了負責打掃工作的非正職員工一個多少有些奇怪的稱呼──「清掃媽媽」。在職場上，如果關係變得親近就會稱兄道弟、以姊妹相稱。就連在烤肉店裡，已經有點年紀的中年男子不也會稱呼服務人員為「姊姊」嗎？要不然就是若無其事的使用「阿姨」、「媽媽」的稱呼。
在公司也相同，想必大家應該都聽過「我們○○家族的各位」「○○家族體育會」等說法。某些公司在描述員工之間感情親暱、有多麼關照員工時，也經常說「氣氛像家一樣的公司」。
即便社會瞬息萬變，家庭文化依然被美化，想強調共同體意識、體諒、責任時，就三不五時運用與家庭關係相關的比喻，而以親密感為前提的家庭人際關係也因此擴張到社會關係。然而，我們何以放著中立的稱呼不用，非得更頻繁的使用暗示家庭關係的說法呢？
公司、學校、社會的家庭主義
韓國家庭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家庭主義的意識、行為和關係延伸並擴展至社會領域，成為一種社會慣習，並且展現出把公司或學校聚會等自己隸屬的「內」團體成員當成家人看待的傾向。
我不禁想，最明顯的領域或許是公司了吧。職場家庭主義將職場視為家庭的擴張場域，在家庭內出現的重要屬性，也同樣出現在組織和成員的意識和行為中。企業經常以提高主人意識的名目標榜家庭主義，就像「把員工當成家人，把公司當成我家」「我們都是一家人」等社訓所言，職場家庭主義包含了把與家庭相似的關係置於中心的儒教理念。
透過職場的家庭主義，強調成員的忠誠、奉獻、共同體、群體性、歸屬感；在職場上，父母－子女的垂直關係轉為上司－部屬的上下關係，而在成員與管理團隊的關係中，也期待成員的態度要像家庭內子女對待父親一樣畢恭畢敬。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職場的家庭主義，強調成員的忠誠、奉獻、共同體、群體性、歸屬感；在職場上，父母－子女的垂直關係轉為上司－部屬的上下關係。
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韓國財閥，可說是企業領域中「擴大的家庭系統」代表。在七○、八○年代高度成長之際，工作職場上經常喊著家庭主義的口號。企業打著「像家一樣的企業」旗幟，要求勞工無止盡的犧牲和奉獻。它將家庭那番論調帶到工作職場，取代法人和私人的合約，從而以權威式、垂直式的人際關係來控制勞工。
一九八七年六．二九宣言#（譯註：民主正義黨代表盧泰愚接受總統直接選舉制的要求，宣布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宣言。）後，為了緩和勞資衝突，需要使出某些管理手段時，企業也以強調和諧的文化策略，向家庭主義靠攏。當然，在組織調整或解雇員工時，這種家庭主義就只會銷聲匿跡，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
學校也很善於使用家庭主義式的比喻。人類學家鄭向真就拿九○年代初和二○一○年代初的導師制度，以家人來比喻的現象加以分析：「無論是二十年前或現在，與家人相關的比喻始終存在，這項事實令人吃驚。」即便是農業逐漸消失的現今，父母也會將生養兒女稱為「子女農活」，二○一○年代接受研究人員訪談的教師，也經常使用「教育是一項農活」「就像把農耕的作物當成家人、心愛的子女般養育」等比喻。在我們社會中，農活的比喻儼然是家庭比喻的「再」比喻。
在說明班導師所扮演的角色時， 二○一○年代的教師最常頻繁使用家人比喻，他們直覺性的使用這些比喻，也用得最為自然。「像父母一樣」「像媽媽一樣」「導師班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導師是在學校的媽媽」等說法屢見不鮮。在二十二名訪談對象中，就有十七名使用家人的比喻。鄭向真指出，在九○年代初和二○一○年代初兩個時間點上，透過家人的比喻讓學生了解導師角色，是顯著且長期化的傾向。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導師是在學校的媽媽」， 2010年代的教師最常頻繁使用家人比喻，他們直覺性的使用這些比喻，也用得最為自然。
市民團體也不例外。一項家庭主義文化習俗的研究就指出，市民團體也顯現出在家庭主義扎根的排他性。
人們在參與市民團體的活動時，主要也是透過「認識的人」。那位認識的人是小圈圈的一員，而市民團體的服務與活動，則是靠互有關係的群體來實現。負責執行核心角色的小圈圈，擁有一個對內的強力扣環，因此未擁有該扣環的會員，就會自然而然被排除在外。
在市民缺乏自發性參與意識的情況下，公民社會上的事件很難被看作「我們（我）」的事。針對外來群體的排他性，研究人員則是將其稱為強大的「我們主義」，只要不是我們內部的事，就不會對外部的公共事件產生太大興趣。
再從其他面向來看，家庭主義意識形態讓生育後的女性扛起「獨自育兒」的重擔，即便女性無意退出勞動市場，也會降低她們的就業率，同時在女性參與市民社會時，也會扯她們的後腿。
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已婚者的社會參與度高，未婚者則否；女性則是相反，未婚者的社會參與度高，已婚者則否。女性在不需扮演配偶角色時社會參與度高，男性則恰恰相反。換句話說，未能組成家庭的韓國男性，不僅主觀生活品質低，與共同體的團結程度也會變低。這意味著犧牲自己、提供後盾的女性，對男性而言是何等重要，也展現出做為「關係資源」的第一層社會關係「家庭」，對男性來說重要得多。另一方面，扮演妻子角色的負擔，則成為女性參與共同體的障礙。也就是說，男性身為家長，而女性必須負責家務事的傳統家庭主義，可能會導致女性的公共領域參與度萎縮，阻礙市民文化的發展。
社會信任感低落與排他性家庭主義
家庭主義會使以血緣、地緣、學緣#（譯註：以學校前、後輩關係形成的人脈。）等自己所屬團體為重的傾向和內團體趨向強化，並帶來不信任非相同團體的他人，也就是對社會信任低落的惡性循環。
在社會經歷近代化的同時，人們為了生存而隨時動員家庭與親族資源。長久以來，從求職、醫院診療、事業許可等幾乎所有公私事，通常均靠血緣、地緣、學緣等關係與「背景」來運作，而非以公共倫理為基礎的原則解決。
正如同金淇春在草原河豚湯餐廳喊的那一句「我們是外人嗎？」#（譯註：第40屆法務部長官金淇春，於1992年12月11日，與政府機關長官在釜山河豚湯專賣店「草原河豚湯」齊聚一堂，金淇春以一句「我們是外人嗎？」企圖煽動地域情結，以影響第14屆總統大選選情，此事因遭竊聽而被公諸於世，稱為「草原河豚湯事件」。）所象徵的意義，在做出足以左右國家未來的重大政治決定時，「關係」也是核心所在。從預約綜合醫院這類極為私人的事情，乃至於左右政局的公共事務，如果不靠關係就無法成事，簡直可以被稱為關係共和國。
在由學緣、地緣結合的類家庭內，人會認為自己和隸屬團體的地位相同。在內團體中，權威主義、輩分意識、是非不分的溫情主義高漲，並顯現出對外來團體的排他主義。擁有類家庭主義傾向之人會追求露骨的階級化，也會強烈顯現出排他性的地區利己主義。
比方說，只要有屬於社會住宅的租賃住宅區，就必定會有一般出售住宅居民表露嫌惡態度的現象。一般住宅居民會避免將孩子送至鄰近租賃住宅區的小學，導致學生人數減少而淪為分校，或者最後廢校的情況。
二○一五年，EBS挑選了首爾一個自治區，調查區域內小學生人數，發現在三十二個學校中，學生數未達三百名的迷你學校共有六所。再進一步調查這些學校的位置，均緊鄰租賃住宅或附近區域。參加節目的教育廳相關人士表示，「一般住宅居民很忌諱租賃住宅所在區域的學校」，並且「討厭和租賃住宅混在一起、大坪數與小坪數混合，租賃住宅和一般住宅區的孩子也不喜歡玩在一起，這些問題很常見。」由大人在孩子之間築起高牆，一邊產生疏離感，一邊在優越感的耳濡目染下成長。
一般出售型住宅和租賃住宅混合興建的「社會階層混合（social mix）」區，甚至還有居民在兩者間設置鐵網，警戒對方的狀況。若不是程度嚴重，孩子們又怎會把韓國土地住宅公社的租賃住宅品牌「Humansia」和「乞丐」一詞結合，流行起「Hu乞族」的說法呢？
因為有「貧窮的人」居住而保持距離的排他性傾向，不僅出現於租賃住宅，還包括大學宿舍，甚至一再有人主張幼兒園是歧視機構並提出抗議，還有些媽媽抱怨，不希望孩子就讀的幼兒園有未婚媽媽的孩子。
公然藐視認為比自己卑下的人，歧視認為是「正常家庭」以外的人、未婚媽媽、移工、移民、多元文化家庭的孩子，這些都起源於「只要不是我的家庭就一點都不重要」的排他性家庭主義。
最終，我們迎來了一個社會信任度見底的社會。觀察〈二○一六OECD社會指標〉即可得知，幾乎所有指標都呈負面結果，但展現社會統合性的他人信任程度、政府信任程度、社會關係，則在三十五個國家中敬陪末座，徘徊在第二十四到二十九名。我認為，我們之所以變得如此冷漠無情，最大原因並不在於大家經常掛在嘴上的家庭解體、個人主義化，而是受到源自排他性家庭主義的歧視與嫌惡所影響。
本文節錄：【異常的正常家庭：家暴、虐兒、單親、棄養、低生育率……一切問題的根源均來自「家庭」？！】一書／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