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開始幹記者到今天，一直想在記者節寫一封信。總覺得記者這一行每天都在寫別人，該有一天來寫寫自己。
這封信去年的今天也寫了一次，今天再寫一次，也想和朋友們對記者的工作多分享些想法。
30年前開始當記者，到今天對於新聞工作的認知仍然沒變。一直相信，新聞媒體應該是一個國家的「良心和大腦」，觀察、守望、警醒；也是社會的「膽子和鏡子」，批評與形塑。
即使已經離開記者工作很久，還是把自己的人生用記者的方式去活，對於一切的人事物充滿好奇與質疑。
走過30年的記者人生，不管是在當記者、主管、創辦媒體甚至成立研發單位研究媒體，到今天我一直認知自己是個記者。也因為這樣的認知，才發現台灣的記者一直活在某種錯亂語境裡，往往嘴吧說一套又做另外一套。這背後有國家認同的問題，也有產業與工作倫理問題。
大家都知道記者該為公眾利益服務，但是政府和媒體顯然都不能代表公眾利益。政府的背後是政黨，媒體的背後是財團。這樣的情況也決定了台灣記者無法成為公共良知的命運。
嘴巴說要為人民服務，卻一直圖利政黨和財團，長期下來當然得不到社會的認同與支持，新聞媒體只能一家接著一家倒。
媒體要活下去，記者也要活下去，媒體和記者要活下去都要靠錢，所以媒體乾脆直接要記者去搶錢。打考績的時候，能搶錢的記者才是好記者，記者要搶錢就要巴結客戶寫些馬屁新聞。但是讀者的眼晴是雪亮的，馬屁新聞包裝得再漂亮還是馬屁新聞，馬屁新聞沒人看，媒體也也就越來越沒收視率。
記者水準的低落其實是市場造成的，如果市場在乎新聞服務的品質，今天媒體的品質也不會變成這樣子。這樣惡性循環下去，記者和人民的素質只會越來越差，這樣看來，記者素質問題其實是國安問題。
想要救台灣，就先救記者吧。記者不是政府認證的專業，不像醫師、律師、會計師都是由政府考試來認定資格的專業。但是記者的專業也不該由政府來認定，如果由政府來認定就無法客觀報導評論政府。台灣的政府一旦換政黨顏色，道德觀和價值標準也完全不同，沒有國家認同與共識，是記者工作最大的難題。
講得更理想化一點，記者的專業也不該由媒體來認定，記者領媒體的薪水就得聽媒體背後政商力量的指揮。記者該是屬於公眾的力量，由公眾支持，成立基金會專責推動，悍衛公眾的利益。但是台灣的公共化工程一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完成，這件事情顯然一直沒有得到這個社會的關注。
又是記者節，這封寫了31年的信，還是沒寫完。
但其實也是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