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2日上午，國民政府在自貢市的蜀光中學操場舉行獻金大會，籌措抗戰經費，有4萬多人擠入；當時，抗戰已經進行7年，絕大多數的壯丁都在戰場上，因此，獻金大會現場，除了官員、士紳外，都是小孩、婦女和老人，還有就是逃難的社會底層——乞丐和妓女。
但是在這一天的獻金活動中，自貢居民創下22項全國第一，包括募集金額全國第一（1.2億元法幣）；每戶捐款全國第一（3千元）；人均捐款全國第一（600元）。當時自貢的總人口不過22萬人，但作為戰時陪都的重慶捐款總額也只有自貢的2/3。根據當時的報紙記載，一名77歲的乞丐廖德福當場把自己僅有的297元積蓄全部捐出來；還有孤兒院的小孩將省下的糧食和自製的草鞋拿去賣，所得的錢全部捐給政府。
當年曾兩度到自貢組織獻金運動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眼見自貢居民踴躍捐輸的情景，不禁感動並親自以隸書題寫「還我河山」四個大字，後來，自貢市政府將之鐫刻在釜溪河畔龍鳳山的石坡，供後人憑弔。
自貢人之所踴躍捐輸，除了國仇，還有家恨。這是因為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後，大陸沿海產鹽區幾乎全部淪陷。日軍為切斷中國軍民的食鹽供應，從1939年10月10日至1941年8月19日總共出動轟炸機474架次，對自貢鹽區進行狂轟濫炸。
1941年7月27日，日本陸軍航空兵第三飛行集團長木下敏中將召集所部在南京密會，商定「百2號作戰計畫」，針對西南大後方食鹽緊張狀況，重點轟炸自貢等重要鹽產地，藉此引發中國軍民的厭戰氣氛。而根據當時的估算，日軍先後出動轟炸機474架次轟炸自貢，投彈1544枚，造成近千人死傷；自貢有一條街道原名正義路，因為是重要鹽產地，遭到日機猛炸，整條街被炸毀，因而改名「光大街」。抗戰期間，除了重慶，自貢應該是遭日軍轟炸最慘的城市。
雖然頭頂炸彈，但當年自貢的鹽工在敵機臨空之際仍堅守生產崗位，增產報國，讓自貢鹽產量在全國的比重由1937年的7.7%暴增至1939年的23.7%，徹底粉碎日軍的鹽遮斷戰略。
當時鹽工雖然可以緩征，但在日軍鹽遮斷戰略轟炸期間，危險性完全不輸在戰場上的士兵，每次敵機臨空，當大家都忙著躲警報時，鹽工卻必須先把爐火關小；空襲警報一解除，鹽工又立即回到工作崗位，繼續煮鹽。以實際行動體現全民抗戰的精神。
自貢井鹽1937年的產量只占全國鹽總產量的7.7%；1939年大轟炸開始，產量比重則躍升到23.7%；在1941年日軍鹽遮斷戰略轟炸最激烈期間，自貢井鹽產量反而創歷史新高，在全國的比重達到27%；1945年抗戰勝利時，自貢井鹽在全國的比重更上升到34.6%。
在八年抗戰期間，自貢上繳了全國4分之1的鹽稅，金額達到20.97億元法幣；有人估計，當時自貢每年上繳的鹽稅可以支持27個整編陸軍師一年的軍餉。這就是自貢在民族抗戰中所做出的貢獻。
自貢人能捨財仗義、共赴國難，還與當地的忠義民風有著密切關聯，因自古產鹽，自貢居民生活富裕，但自貢人最自豪的不是他們的財富，而是他們重義輕財的風氣，就像南宋末年，在抵抗蒙古人入侵的戰爭中，自貢的虎頭城居民獨自抗元長達十年（1265至1274年）；而在辛亥革命中，自貢榮縣開了第一槍，成立了第一個反清的軍政府，時間比武昌起義還早了15天。
還有，在自貢鹽商聚會的西秦會館（現為自貢鹽業博物館）中，可以看到清代紀念關羽的一幅對聯：「欽崇歷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實惟知有漢；徽號或為侯為王為君為帝當日祗不愧為臣」，在清代文字獄政策下，自貢文人仍藉詩詞暗喻反清思想，膽子不小。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所描述的楚人復國決心，就在自貢市這場獻金大會上表現無遺，這場獻金運動也證明：即使沒有1941年的日本偷襲珍珠港和美軍參戰，即使只剩下老人、婦女和小孩，中國人也不會向日本投降，因為自1939年8月起，國民政府就已經發動20萬民工修築樂西公路，準備萬一重慶也失守，就遷都西昌繼續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