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中央握錢、地方扛責」？ 近期，地方政府對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財劃法）修法的呼聲再起，已將這項長期擱置的制度性議題推向公眾視野。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在台中市議會總質詢中直言，中央應「全面迎合」地方需求，而非「全面迎戰」改革，這番話無疑精準地描繪了當前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中最深層的矛盾。
地方政府肩負著基礎建設、社會福利、教育托育…等迫切的公共服務責任，卻長期缺乏足夠且穩定的財源支持。中央握有絕大多數的資源，卻習慣性地以「再研究」、「需評估」…等傲慢與偏見的說詞拖延修法，導致「財政失衡」成為台灣難以根治的結構性病灶。這不僅是單一縣市的困境，更是歷任政府都未能解決的國家治理難題。
結構失衡的慢性病：從「中央集權」到「地方事權」
「中央肥、地方瘦」早已脫離口號層次，成為阻礙地方自治發展的財政體制硬傷。
問題核心在於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佔整體稅收的比例長期偏低，加上資源過度集中於計畫型補助款。這種分配模式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後果：
- 財源不穩定，窒礙地方長遠規劃： 地方建設與服務高度仰賴中央不穩定的計畫型補助，使地方施政必須「看中央臉色」，無法依據在地需求進行連續且自主的長期規劃。
- 權責不對等，地方治理能力受限： 中央透過補助款緊密控制預算流向，造成「中央握錢、地方扛責」的怪現象。地方政府雖被賦予服務人民的義務，卻缺乏相應的財政自主權與資源配置能力。
即使立法院已著手推動財劃法修法，行政院卻再而三以「需再評估」為由提出「覆議」，甚至研議「釋憲」。此舉傳達出的訊息令人擔憂：中央似乎根本無意釋出權力，且傾向將此結構性改革視為「零和博弈」下的政治攻防。
行政院的「全面迎戰」姿態，是體制理性的倒退
行政院長卓榮泰面對修法所提出的「全面迎戰」姿態，若解讀為積極溝通協調，本無可厚非。然而，若此「迎戰」體現為透過「大罷免」、「覆議」或「釋憲」…等程序手段，試圖否決國會的集體意向，甚至意圖恢復中央對財政分配的絕對主導權，則無異於對體制改革的慣性杯葛。
這種態度不僅將加深中央與地方間的不信任，更再度凸顯台灣長年以來行政權過度膨脹的結構性問題。
地方政府迫切需要的，是可預期、具公式化基礎的財政結構，而非在中央政治權力擺盪下變動不安的預算分配。行政院若將焦點放在程序攻防上，形同模糊了改革的本質，使財政改革倒退至政治的算計，而非制度的優化。
財政失衡的真實代價：公共服務的質量危機
地方政府承擔的職責涵蓋了台灣人民最切身的需求：交通運輸維護、社福資源投入、長照服務銜接、托育教育支持以及環境治理…等重責大任。但這些關鍵的服務正因財源不足而面臨質量的危機：
自有財源結構單一： 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徵稅權限和穩定的稅基，自主財源的增長緩慢。
統籌款分配的乘數效果不足： 相較於中央龐大的支出，流入地方的統籌分配稅款顯得杯水車薪。
縣市發展差距日益懸殊： 資源分配缺乏公平且透明的公式，導致財政弱勢縣市與財政強勢縣市的差距持續擴大，加劇了台灣區域發展的不均衡。
台中市長盧秀燕所稱「每個縣市都嗷嗷待哺」，並非誇大其詞。這是地方政府在面臨人口高齡化、物價上漲與公共服務需求複合增長之下，普遍面臨的財政窘境。中央若仍囿於「統一規劃、集中分配」的過時思維，將使地方治理的彈性與效率受到扼殺。
財劃法改革的原則：回歸「權責相符」的制度理性
財政劃分改革的核心原則只有一個：誰負責服務台灣人民，誰就必須擁有足以承擔責任的財政自主權。
因此，行政院必須停止將「財劃法修法」視為政治籌碼，而是應回到制度理性的軌道，堅守以下三大改革方向：
- 確保統籌分配稅款的總量穩定與增長： 提升整體分配比例，確保地方能獲得足夠的基礎性財源。
- 強化一般性補助款的公式化基礎： 減少中央行政裁量權的介入，讓分配公式更加透明、公平，並真正反映台灣各縣市的財政能力與事權需求。
- 減少與管制計畫型補助款： 針對非緊急、非跨域性質的計畫，應逐步降低補助款的比例，避免其成為中央操弄地方治理的政治工具。
行政院的責任不應只是捍衛中央既有的財政利益，更應宏觀地審視整體國家治理的健全性。若中央只見己身壓力，視為政治籌碼，而忽略了地方治理的基礎，結構性失衡的風險將無法解除。
中央若再漠視，財政慢性病將引發治理危機
財劃法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場中央與地方的零和賽局，更不應被簡化為藍綠政治的對抗。它是攸關台灣整體公共服務品質、地方永續發展與國家治理韌性的基礎工程。
中央若繼續選擇拖延、漠視地方的財政警訊，地方政府只能在資源短缺中艱難運作；最終承擔後果的，將是全體國民。當地方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時，財政的慢性病終將惡化成為全面的治理危機。
我們呼籲行政院，中央應當放棄「全面迎戰」的對抗姿態，展現高度的制度視野與政治擔當，全面面對地方政府的需求、全面解決制度的落後，真正將財劃法的改革，導向權責分明、資源共享的健全體制。唯有如此，台灣的財政體制才能真正邁向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