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皇權最常見的代表符號，聖旨一向是歷史劇的常客。螢幕場景中，宣旨太監一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無論是朝臣還是平民百姓都必須彎身跪拜領旨，待念完「欽此」二字後，眾人再高喊一聲「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戲劇中的聖旨代表了當朝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可能影響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生死榮辱；不過從法律角度來看，聖旨其實就是一份再正常不過的下行公文，將皇帝的旨意或命令傳達給特定的受眾罷了。其內容放在當今的語境下，大致可以翻譯成「○○皇帝關於○○一事的通知」！
大眾視野裡的「皇帝詔曰」
聖旨與尚方劍、免死金牌等一樣，在大眾文化中的形象早已與真實歷史的原型相去甚遠。做為中國封建王朝最高級別的「公文」，它所折射的畢竟是朝廷政務運作的普通面向之一，而非影劇中精心構建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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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武宗正德八年敕諭。（圖：時報出版）
聖旨在歷史上相對正規的稱呼為「詔令」或「詔書」，詔書歷史最早可回溯至秦朝，而「聖旨」一詞則在元朝出現。熱愛研究法律相關歷史的江隱龍在所著《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書中提到，元朝因難以兼顧蒙古文與漢文，將「詔書」與「聖旨」二分，後世學者則多以文法區分元朝的詔書與聖旨：文言者為詔書，白話者為聖旨，前者可說是以漢文起草皇帝命令的「文言聖旨」，後者則是以蒙古文加以記錄的「白話詔書」。
到了明、清時期，君命文書在繼承前朝的基礎上又有創設，大致分為制、詔、冊、誥、誥命、敕、敕書、敕命、聖旨、諭旨等文類，且由於官方使用語言的轉變，聖旨又變成皇帝未經擬稿，直接命令太監宣讀傳達的「口語詔書」。
「天下第一公文」不容置疑的地位
清朝雍正皇帝的繼位之謎就來自於康熙皇帝的遺詔。最廣為流傳的故事是雍正竄改了康熙的遺詔，將其中的「傳位十四子」改成「傳位于四子」，然而，近代歷史學家提出疑點，清朝正式官方文件必須用滿、漢兩種文字同時書寫，而涉及重大事件的遺詔，肯定得再加上蒙古語，因為清朝皇帝名義上也是蒙古人的大汗。以三種語言一起表述的重要文件，改正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而且，清朝對於聖旨的保管制定了嚴格的規定，《罪與罰，誰說了算？》中進一步說明，聖旨最常見的是皓命與敕命，其乘載著來自皇帝的浩蕩皇恩，受領者必須小心珍藏，如果是受封之人，遇到自然災害或竊盜而遺失，可以申請補發。但是，如果是因為自己的保管不佳，導致損毀或遺失，輕則罰俸六個月，重則會被革去官職。一道聖旨不只內容可以決定生殺大權，連其本身的保存都可能影響官途命運。
走出影視劇 從古文物認識歷代法制史
臺北大學歷史系陳俊強教授推介《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時表示：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法制不再冰冷，文物不再沉重，一個字都沒有的法律器物竟蘊含著豐富精彩的情節。一件件器物彷彿充當時間旅行的導遊，帶領我們倘佯在法律時光隧道之中。
聖旨、鳴冤擊鼓、高懸明鏡等影視劇常出現的「道具」，除了戲劇化的色彩外，到底在歷史上的法律制度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具有何種規範效力？這本書中蒐羅了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二十件法律器物，用生動的文字及精美的古文物圖像打造出一座「律法博物館」，以四大特展「帝王的權杖」、「廟堂的符號」、「律法的線條」、「獄讞的規矩」形式，分別介紹諸如玉璽、丹書鐵券、節鉞、尚方劍、銅匭、登聞鼓、婚書等律法文物，深入淺出地講述歷朝法制史的變遷，讓我們得以盡識法律存在於世間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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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書名：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一書／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江隱龍
「寫作型」法律人
《法制日報》、《法治週末》、《檢察日報》法律專欄特約作者
《文匯報》、《解放日報‧上海觀察》文化專欄特約作者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歷史專欄作者
頭條號「切割地球」點擊量破一億，最高單篇問答點擊量近一千萬，「十萬+」文章、問答百餘篇，被評為「年度文化號」，入選「千人萬元計畫」及「青雲計畫」
「法律型」創作者
先後任案件承辦人、刑事司法人工智慧輔助系統研究者、商事地方性法規立法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