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雨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圍繞1.25兆國防特別預算的爭議，看似是一場程序上的爭執，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台灣在快速升高的區域安全風險前，是否仍能維持一條清晰、有效且不被卡死在門外的決策管道。這不只是內部政治攻防，更是外交訊號、國際評估，以及民主制度韌性的集體壓力測試。
在成熟民主國家中，行政提出戰略方向、立法嚴格審查預算，是基本的政治分工。美國總統發布《國安戰略》後，由國會決定授權與預算，日本政府先提出安保戰略與防衛整備計畫，再交由國會逐項檢視；歐洲國家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也普遍以同樣的程序運作。這些經驗共同指向一個事實：在安全情勢急遽變化時，行政部門必須先提出方向性的判斷；但最終的資源配置，仍必須在立法的制度程序中獲得正當性。
基於此邏輯，行政院提出特別條例確實屬於制度內權限，尤其面對橫跨多年、規模龐大的建軍計畫時更是必要。過去前瞻建設、潛艦國造等重大政策也皆採取類似方式，國際上包括美國與北約亦透過多年期編列，確保國防投資的連續性。因此條例本身並不是爭議的終點，而是審議的起點——真正的民主把關與政策調整，理應在立法院展開。
然而國防政策的討論本身就有其制度門檻。無論是委員質詢、專業聽證、機密簡報或國防部的完整說明，都必須在法案進入委員會後才能正式進行。若停留在程序門口，所有應有的資訊交換與專業監督，都無法起步。也因為如此，若社會期待更透明的數據、更清楚的建軍邏輯，真正的途徑並不是阻擋法案，而是讓它進入審查，讓國會擁有提問、修正、刪減或調整的實質權限。
這個問題在當前的區域局勢下顯得格外敏感。從2020年後，台海風險在國際戰略界的評估中持續升高，美國、日本與歐洲接連將「台灣有事」視為地區安全的關鍵情境。日本在短時間內把國防預算拉高至8.75兆日圓，並推向GDP 2%；韓國則在北韓核武與中國壓力下，以66.3兆韓元維持反應能力；美國的國防支出更達1兆美元。這些舉措不是「例外時刻的例外反應」，而是各國面對變局時共同採取的防衛調整。
台灣位處第一島鏈，無法選擇置身事外。補強彈藥存量、強化通訊韌性、擴充無人機規模與AI指揮能力並非口號，而是全球都在進行的軍事現代化與戰場準備。國內各界對預算規模提出疑問極為正常，但若無實質審查的起點，所有問題反而無法找到答案。
外界如何看待台灣處理國防預算的方式，也已成為外交與安全評估的一部分。行政與立法能否協作處理攸關國家安全的議題，不只反映國內治理能力，也影響國際社會對台灣防衛決心的信心。
因此，把「程序」與「國防」視為二選一，不僅低估民主制度的彈性，也會忽略台灣所面臨的現實壓力。程序越完整，社會支持越能凝聚；國防越充足，程序就越不會在外部壓力下被迫讓步。這兩者本應並行，而不是互斥。
台灣此刻最需要的，是讓國防預算真正坐上審查桌，而不是永遠停在門口。唯有如此，行政與立法才能進入實質對話，專業審查才能開始，社會疑慮才能被回應，國家安全才能形成完整的制度防線。這不僅是政策工程，更是台灣在區域變局中必須展現的民主韌性。
※以上言論不代表中天新聞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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