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山／退休人員
台北市一名清潔隊員，因將殘值僅32元的舊電鍋送給拾荒婦人，竟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並判刑。明明情節輕微，卻因貪污罪的高刑度與缺乏彈性，被硬套進「非判不可」的僵化框架。檢察官即使心知不必如此，也因制度風險無法選擇不起訴，否則就可能被質疑瀆職。於是，本可用行政規範處理的小事，被推上刑事法庭，耗費司法能量，也削弱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同樣荒謬的，還有2020年桃園一起「兩包奶茶粉」案件。女子被控偷竊價值 50 元的奶茶包，檢方起訴後，一審判無罪，但檢方不服再上訴。全案歷時三年多，動用羈押、偵查、審判等完整司法程序，彷彿在處理重大刑案。結果卻是被告煎熬、社會付出高昂成本、司法人力被綁死，只為一件從頭到尾都不具重大危害的輕微案件。
更極端的是太極門案：從一審到三審全數無罪無稅，連監察院都查出檢察官八大違法，違反偵查不公開、違法搜索、凍結資產，僭越職權等，程序瑕疵遍布，但起訴與上訴仍「一次不缺」。這已不是追求正義，而是制度鼓勵「不認錯」。當公權力握有近乎無限的上訴權、卻沒有比例原則，司法程序就可能被當成壓迫工具，而非查明真相的手段。
台灣卻常見另一個景象：即便三審無罪、證據不足、瑕疵明顯，仍要層層上訴到底。彷彿只要放棄上訴，就等於承認辦案有誤。於是，「以防瀆職」成為最安全的理由，「一律起訴、一律上訴」成為制度默許的自我保護機制。
但司法資源不是無限的。一個清潔隊員為32元電鍋被推入重罪；一名民眾因50元奶茶粉走完三年訴訟地獄；更多人因程序拖磨而身心俱疲。台灣是否需要更明確的不起訴基準？是否應限制輕微案件的上訴？是否該引入比例原則，而不是任由嚴苛條文綁住所有人？面對這些荒謬的司法耗損，我們願意繼續忍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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