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每年三月二十九日，官方依例紀念黃花崗烈士，青年節也在儀式中年復一年地被提醒。然而，在今日臺灣，這個節日卻陷入一種近乎無聲的沉默。這樣的沉默，未必只是歷史記憶的淡化，更非年輕世代對公共事務全然冷漠；毋寧說，那是一種對現實處境的無聲回應，也是青年與制度之間日益擴大的距離，所留下的清楚註腳。

回顧青年節的設立，黃花崗起義象徵著青年對國家命運的熱血參與。但在步入民國 115 年、強調高度制度化與常態治理的現代社會，青年的角色早已不同。他們不再是衝撞舊秩序的革命先鋒，而是維繫社會運作、承接國家未來的關鍵基石。也因此，青年節的意義不應只停留在追憶歷史，更應成為檢視當代制度是否善待青年的一面鏡子。

問題是，當國家不斷期待青年「扛起責任」時，制度是否也提供了足夠的條件，讓青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地紮根與成長？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青年與節日之間的疏離，便是一種理性的必然。

當前青年最直接、也最沉重的壓力，莫過於居住負擔的結構性失衡。根據內政部最新數據，全台房價所得比已突破 10 倍，台北市更攀升至 16 倍以上，這意味著年輕世代需不吃不喝至少十六年，才可能在首都換取一處安身之所。諷刺的是，在青年無力負擔住房的同時，全台空屋率卻突破一成，部分小型住宅甚至接近兩成。房屋資源的閒置與青年居住困境並存，赤裸地凸顯了制度配置的失能。

當居住成本吞噬大部分所得，青年談理想、談選擇，往往只能退居其次。原本應該用來累積能力、探索人生的黃金階段，被迫優先用來應對房租與生存的不確定感。這道由資產累積築起的高牆，不僅限制了階級流動，更消磨了年輕人勇於創新的本錢。理想之所以遙遠，並非青年變得現實，而是現實首先堵住了通往理想的路。

少子化的加劇，同樣不是單純的價值選擇，而是制度壓力的直接結果。愈來愈多青年並非不願生育，而是在高房價、托育負擔與職涯不穩的多重夾擊下，被迫選擇延後甚至放棄。生育不再單純是個人偏好，而成了制度條件下的結果。當養育下一代意味著高度的經濟風險，人口結構的崩壞便不再只是統計問題，而是制度壓力的集體體現。

除了生存空間的侷促，更深層的焦慮源於社會保障制度的永續性。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壓力下，年輕世代承擔著日益沉重的社會支撐義務；然而，隨著年金改革步履維艱，青年往往擔心自己成為「付出最多、保障最少」的一代。這種權利與義務的無形落差，若缺乏如調整稅制分配、建立公平代際契約等結構性翻修，只會讓青年產生對制度的疏離感。這種沉默，其實是青年在不確定環境下，最理性的風險迴避與「防禦性生活選擇」。

這種疏離感，也延伸到公共參與。近年來，各級政府雖廣設青年諮詢組織，但決策權仍高度集中於資深世代，青年的聲音常被視為「參考意見」，而非具有約束力的參與。青年能量在政治動員中並不缺席，但問題在於，這些能量難以轉化為制度層面的長期影響力。若公共對話持續停留在「安撫」而非「賦權」，青年的參與熱情終將轉化為對體制的集體疲憊。

事實上，青年從來不是沒有公共意識。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能量是否能夠被制度接住。如果青年一次又一次投入，卻發現自己只能被動承受結果，那麼沉默終將取代發聲，疏離終將取代認同。

因此，三二九不該只是一場例行儀式，更應是一個嚴肅追問的時刻：我們究竟為青年準備了怎樣的未來？國家若希望青年實踐理想，首要之務是推動具體改革：從擴大社宅實質供給、健全租屋市場透明化，到保障勞動價值與年金永續轉型。青年不是被照顧的附屬人口，而是整個社會能否更新的核心力量。

三二九的沉默，並非放棄，而是一種期盼。一個無法讓青年安身立命的制度，終究也難以要求青年為其承擔未來。唯有當「責任」不再是單向的索取，而是雙向的守護時，三二九才真正屬於青年。青年節若能成為制度反思的契機，青年與國家的連結，才可能重新被喚回。照片翻攝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