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倩

當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因京華城案遭重判，審理過程幾乎在全民注視下進行，法庭內外的每一個細節都被放大檢視。這是一場高度透明的司法展演，也是一堂生動的法治教育課。

但問題是這樣的「高規格正義」，為何只出現在少數案件？同時，台灣社會正被另一種犯罪長期侵蝕——詐騙。金額動輒上億、被害人遍布全台，甚至跨境擴散。然而，多數詐騙案件的審理過程低調、資訊零碎，嫌犯面容被模糊處理，為保護犯罪嫌疑人媒體都還友善打上「馬賽克」，判決結果也難以形成強烈的社會震懾。於是，一種難以忽視的落差感開始蔓延：為何政治案件可以「鉅細靡遺」，而詐騙犯罪卻常常「點到為止」？

這不是單一案件的問題，而是制度選擇的結果
首先必須承認，柯文哲案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並非偶然。政治人物涉及公共利益，本就應接受更嚴格的檢驗。司法在此展現高度透明，某種程度上正是民主制度的體現。但這樣的標準，是否應該只適用於「有權力的人」？

詐騙犯罪的受害者，往往是沒有話語權的普通民眾，退休長者、打工族、小資家庭。他們失去的不只是金錢，而是對社會信任的最後一道防線。當司法資源與社會關注長期向「高聲量案件」傾斜，那些沒有媒體光環的案件，就容易在制度縫隙中被稀釋。

法律不是不嚴，而是追不上犯罪的進化速度
有人批評法官對詐騙案「不敢重判」，這樣的說法其實過於簡化。現實是，詐騙集團早已企業化、國際化：指揮端在境外、機房分布多國、車手在地化操作、金流透過虛擬貨幣快速轉移，在這樣的架構下，司法往往只能「切段處理」，難以一次性瓦解整個犯罪網絡。結果就是抓得到人，卻抓不到核心；判了刑，卻斷不了根。這正是制度與犯罪之間的落差。

低曝光、低羞恥，正在反向助長犯罪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詐騙案件的「去標籤化」。基於無罪推定與個資保護，嫌犯常被模糊處理，社會難以建立明確的風險識別。這原本是為了保障人權，但在實務上，卻可能降低犯罪的社會成本。對比之下，柯文哲案幾乎無所遁形，從名字、形象到行動軌跡，全數攤在陽光下。當一種犯罪「高度曝光」，另一種卻「低度辨識」，司法的威嚇效果自然產生落差。人民要的不是重判而是「一致的嚴謹。值得注意的是，多數民眾的不滿，其實並不是要求「每個詐騙犯都判17年」，真正的問題在於標準是否一致？為何有些案件程序極度嚴謹，有些卻顯得鬆散？

為何有些犯罪被全面揭露，有些卻資訊破碎？為何有些正義被看見，有些卻長期隱形？
當這些疑問無法被清楚回答，司法信任就會逐漸流失。司法若只在聚光燈下發光，就不是真正的法治。柯文哲案讓我們看見，台灣的司法可以很精準、很透明、也很有力量。但人民更想知道的是，這樣的標準能否成為日常，而不是例外？

如果詐騙犯罪仍然以「抓不完、判不重、嚇不住」的方式循環，那麼再多高調的審判，也難以彌補那些被掏空人生的受害者。真正的法治，不在於幾場轟動全國的判決，而在於每一個司法案件，都能被同樣嚴肅地對待！（照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