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博志
作者為前經建會主委、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主任暨經濟研究所所長。現任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為台灣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專家。
張忠謀先生10月底時評論政府以「創新、就業與分配」為主軸的政策。他說成長才是關鍵，因為成長可以解決就業和分配問題，而創新和分配是相互矛盾的，創新才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
以張忠謀先生的重要性和重大貢獻，他的評論當然引起很多回應，政府高層包括蔡總統都親自出來解釋。但很多回應都未深入問題的真相和對策，張先生的評論一陣子之後也將隨風而逝，沒能對政策和國家造成該有的正面貢獻。這是台灣政府溝通能力和誠意不足，而輿論界則缺乏真正客觀據理研析問題的風氣所致。以張先生這次所提的問題而言，我自己也曾未盡溝通之責。
16年前張忠謀的論述
張忠謀先生不是第一次講創新使分配惡化的問題。十六年前（2000年）我在經建會提出知識經濟發展方案之後，張先生在總統府月會的演講中即說知識經濟會使分配惡化。當時我並沒找他溝通，因為由他那時期的其他言論來看，他應是了解這個問題及其對策。
我當年推動知識經濟時已把理由講得很清楚，中國和其他低工資國家的興起，使我們既有產業大量外移，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的力量會把我國的工資拉低，我們若要維持較高的工資和所得，就必須要努力生產別人不會生產的東西，也就是要發展創新和知識經濟。所以創新和知識經濟是我們繼續成長的必要做法。世界在進步，別人創新我們不創新，那結果即使分配不惡化也只是大家一起窮。
我們也可看到張先生並不反對創新，他這次也說：「創新是必要的，只是要忍受分配不均的事實。」
「擴大贏者圈」就可改善分配
張先生這次沒說，但上次他已提到要加強社會安全網來面對分配可能惡化的問題。而在社會救濟之外，他當年在經建會諮詢委員會中，也引用歐盟的主張說要「擴大贏者圈」。這其實是這個問題的重點，可惜在此次的討論中張先生、政府以及評論的人似都未提到這個重點。若由這重點來看，政府推動知識經濟和創新就不是和分配相衝突或矛盾的政策。
就算政府不特別支持創新和知識經濟，還是會有不少人為了成就感、為了改變世界，或是為了賺錢而從事創新，這些人成功賺了大錢，一樣會使所得分配惡化。而外國人也一樣會努力創新，外國政府也會鼓勵創新，他們的創新把我們的生意搶走，也會使我們很多人變窮。所以創新和知識經濟讓分配惡化的作用一直會出現，不是政府不鼓勵就自動消失。最近有人說人工智慧的發展會取代一半甚至90%的人力，我們若沒有相關的技術和創新，所得水準和所得分配恐將嚴重惡化。
相對地，若我們積極改善創新和知識經濟的環境，讓更多人能成功藉知識來賺錢，所得水準和分配卻可能改善。用簡單而誇大數字的例子來看，若一百個人都沒有創新和知識經濟可用，所得水準都是1元，分配雖然平均，所得水準卻很低，是所謂「均貧」。
而其中若有一人創新成功而所得成為101元，則整體平均所得水準提高，但所得分配卻惡化，所得最高那1%的人占了50.5%的總所得。這似乎就是張忠謀先生所擔心的狀況。但我們若能讓更多人有成功創新的機會，例如有10個人創新成功而其所得都成為101元，則不只全國總所得增加十倍，用多數所得分配指標來看，所得分配也比只有一個人創新成功時更平均。當然也有些人可能寧願只有一個人比他有錢，而不喜歡數十個人比他有錢。而更多人能變有錢時，若加上一些適當政策，改善分配的效果還可以更大。
以張忠謀先生十六年前已主張的社會安全網來說，若對成功者多得到的所得課50%稅來分給大眾，在只有一個人成功時可課得50元而每人分到0.5元，在十個人成功時則可課得500元而每人分到5元，大眾的所得水準和整體所得分配都可以得到更大的改善。
高所得者的增加必會提高他們的需求，而這新增的需求，若由未能創新成功者的生產來得到滿足，則未能創新成功者之工作機會和所得也可以增加。創新成功的人愈多，帶給其他人的需求和所得也愈多，蔡總統所說的內需產業或在地經濟，就有愈多發展機會，而可使所得分配得到進一步改善。
創新成功或知識經濟的產品因為較為獨特，開發中國家自己不會生產，因此這些產品較不會陷入低價和低成本競爭，於是也較可能留在國內生產而支付較開發中國家高的薪資。所以這類產品愈多，未能創新成功的人民也可以分到愈多生產成功產品的就業機會及其利益。
財富分配惡化、分配不均，是相當重要的經濟課題。Fotolia
創新也能促進階層流動
此外，所得分配除了看當前的分配，至少同樣重要的，還要看未來的分配變化。若窮人永遠貧窮，社會很難公平安定。而創新和知識經濟的環境愈好，窮人就愈可能由此成功，就有愈多希望。這種所得階層的流動或希望分配的公平，可能比當前實際分配的平均更重要，而良好的知識經濟和創新環境，就是要讓更多人有機會發揮其能力、有機會得到希望。
現代的創新多半也不是一個人玩的遊戲，其過程中常需大量其他人員和資金的支持。而這資金若來自廣泛的大眾、政府和公共資金，創新成功的利益也將由更多人分享，並降低其使分配惡化的作用。所以政府若能安排合宜的制度，讓大眾可分擔創新的風險及分享成功的利潤，不只創新可以更多，創新也更不會傷害分配。
上述種種效益顯示，單獨一個創新雖然可能使分配惡化，更多人能創新成功時卻可以降低分配惡化的問題，甚至可能因適當的社會福利及資本市場而改善分配。這是重視分配的政府十六年前要推動知識經濟，以及目前要改善創新環境的原因。十六年前的我及現在的政府，未能藉張忠謀先生談話的機會而將推動知識經濟和創新的道理向張忠謀先生及人民講清楚，並聽取進一步的意見，有點可惜。
政府應正視張忠謀意見
行政院對張忠謀先生的回應，照媒體的報導只是說「政府不用成長這兩個字，是希望企業能留在台灣，做到創新、就業，這就是成長」，以及「當創新可以拿到更多，就可能造成分配不均，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這可能被認為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求和諧的做法，不是在道理上做溝通而求改善的做法。相關人士似乎不知道我前面所講的「擴大贏者圈」等等道理。
其實民進黨應該也不是不講成長，只是不執著於GDP的成長率。五年前民進黨在「十年政綱」中說「經濟成長重要但非唯一，國家要兼顧社會的公平和安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幸福作為根本的目的……揚棄以GDP成長為依歸的舊思維」。經濟成長是要追求人民真正所得和福利的成長，GDP的成長卻不一定造成這真正的成長。例如馬政府執政期間就曾出現GDP成長而人民所得卻未成長的現象。而政府若以GDP成長為目標，更可能常為了保1、保2而造成不當的政策（請參閱陳博志，〈人民所得沒有復甦〉，《經濟日報》2011年8月29日社論；〈GDP可能和國民所得及福利差很遠〉，《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9卷第1期，2016年1月）。在張忠謀先生評論時，政府也應藉機說明這種重視成長但不陷於GDP成長數字的觀念。
至於張忠謀先生對政府忽略半導體業的質疑，政府說五大創新產業都和半導體相關。政府的回應雖然是正確但卻仍不夠。五大的發展多要利用半導體的基礎，也可能擴大半導體的市場，但畢竟不是直接對半導體的政策。
我並不知道政府目前有甚麼政策，十六年前我在扁政府的綠色矽島發展藍圖中，雖然主張大力發展新產業，但也指出「新興產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初期可能不高，經濟成長大部分仍需由目前我們已有且仍可能快速成長的產業支應，為維持我國既有主力產業的繼續擴張，續保其成長動能，對技術水準已接近甚至超過先進國家的成長產業，政府應協助相關基礎技術的研究，以求技術進一步創新，或至少避免因國外新技術的發展而使產業快速被淘汰……也不能忽略這些產業因外國租稅及其他產業政策更為優惠，而面臨失去競爭力或外移的威脅」。政府若不嫌這些話太老舊，或可以參考做為回應。或者政府也可學近年美國政府對發展產業新技術的積極投入，以及美國商務部長11月初對中國用大量政府資金培植半導體產業的抨擊，做出對半導體產業界的回應。
「小英基金會」曾邀請各種立場的人去講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有一次青年研習會中要我講幾句話，我只講一句話說：「希望大家記得，就算是敵人的話也有一些值得參考的道理。」張忠謀先生對國家如此重要，和蔡總統友情甚好，林院長更曾在其手下的企業當董事和董事長。如果政策讓張先生如此質疑，而政府乃至各界的回應仍那麼制式或空泛，政府甚至國人的溝通能力或意願恐怕有很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