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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戶籍的人口變化除生老病死外，最常見者當屬婚姻關係。清朝於清太宗朝已建立部分與婚姻相關之規範，主要涉及結婚年齡、結婚批准權限、婚姻禮俗以及離婚等方面。這些規範最初是以上諭形式頒布，部分內容日後則被編入「崇德會典」，在當時確實具有一定效力。目前學界討論「征服王朝」的立法時，常強調他們在婚姻制度上的多元性。如同緒論所述，金、元兩朝入主中原後均積極推動法典一元化政策，但在婚姻制度方面卻是「因俗而治」。金朝進入漢地之初，已決定讓各民族保留其婚俗，元朝雖曾試圖以蒙古婚俗一統全國，最終仍以失敗作收。非漢民族婚姻制度的保留，無疑為「征服王朝」法律的一大特色，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收繼婚制與一夫多妻制。
所謂收繼婚制是指丈夫死後，寡婦由族中子姪或兄弟收繼為妻的習俗。收繼婚制盛行於人類早期社會中，漢人雖然始終將其視為蠻夷陋俗，但收繼婚制其實在其早期社會中也曾普遍存在。基於保存種姓、避免家產外流、維持部落關係等因素，中國北方非漢民族長期保留收繼婚制。除了收繼婚制外，一夫多妻制也屬北方非漢民族的特殊婚俗。一夫多妻制的諸妻縱然有正、次之別，仍不同於漢人宗法社會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前者即使身為次妻還是妻，後者則嚴格規定妻僅有一名，其餘都是地位與其相差甚遠的妾。不過被北方非漢民族接受的一夫多妻制，也非社會中的普遍現象，通常只見於上層階級。
滿洲身為中國北方非漢民族的一支，在婚俗上同樣保有收繼婚制與一夫多妻制，然而這兩者的發展卻不盡相同，以下將先討論收繼婚制。清朝不同於其他非漢民族，在尚未入主中原前已放棄收繼婚制。清太宗自天聰五年（1631）以來多次嚴禁收繼婚制，其不僅認為「妄娶叔父、兄、弟之妻，非理也」，甚至強調「凡人既生為人，若娶族中婦女，與禽獸何異」。清政府關外時期由於已杜絕收繼婚制，入關後自然有別於其他「征服王朝」，不再面臨漢人婚姻制度繼受與否的抉擇。清政府基本上完全吸收明律中的婚姻規範，旗人若娶同親族之婦為妻，將依五服施予不同等級的刑罰。
在法律的嚴格管制下，傳統收繼婚理應銷聲匿跡，但透過一些既有研究成果可知，旗人入關一段時間後似乎仍行收繼婚。不過當時即使尚存旗人收繼婚案例，其背後因素應已產生變化。漢人社會在儒家文化薰陶下，收繼婚往往被視為有違禮法的「亂倫」惡行，但一些窮困男子若沒錢下聘娶妻，收繼兄嫂弟媳則視為符合經濟效益的取巧方式。由此可知漢人在萬不得已下也會從事「收繼婚」，惟此舉當然不能與非漢民族制度化的收繼婚俗相提並論。觀察旗人入關後的收繼婚案例，推測有些旗人行收繼婚並非沿襲舊俗，而是迫於現實的無奈選擇。以下這起發生於東北奉天的案件，或可說明當時旗人收繼婚之梗概。
旗人李五之女李長姐十三歲時，被其父李五送給旗人朱由作為童養媳，預計三年後嫁給朱由次子朱二為妻。朱二於乾隆三十年二月間去世後，朱由本欲將李長姐改嫁給長子朱大，但在李長姐伯父李德運反對下未成真。李長姐隨後產下一子，朱由擔心李長姐若被其娘家改嫁，自己的孫子將無人撫養，再度起意將李長姐嫁給朱大；李長姐因不忍與兒子分離，亦答應朱由的請求。朱由既擔心村人得知此事，更懼怕李德運從中作梗，是故暗中安排朱大與李長姐低調完婚，不料李五與李德運仍於隔年正月間得知此事，遂至官府呈控朱大婚娶弟婦。朱由大費周章地安排收繼婚，可能充滿現實考量而非受到滿洲舊俗影響。另一方面，李五與李德運對此完全抱持反對態度，或許在當時部分旗人心中，已將收繼婚視為違法犯紀甚至是傷風敗俗。朱由、李五等人對收繼婚的態度與作為，多少表明不能僅從當時尚有收繼婚，就簡單認定旗人還保有該滿洲婚姻舊俗。
此案更值得討論處為官員的態度。盛京刑部侍郎朝銓處理此案時，首先舉出清律中的相關條文，分別是〈娶親屬妻妾〉的「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與「若娶小功以上之妻，各以姦論」、〈親屬相姦〉的「若姦兄弟妻、兄弟子妻者，姦夫、姦婦各絞」，以及〈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的「凡嫁娶違律，若由男、女之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男、女不坐」。上述看似有些紊亂的律文間，其實互有關連並無矛盾。簡單來說，兄趁弟亡收弟婦為妻者，男、女依律皆處以絞罪；不過如果這起違法婚姻是由父母主導，那僅將主婚人絞決，結婚男女反而不必受罰。相關規定雖然很明確，但朝銓認為該案的刑度拿捏相當困難。朝銓強調即使這場收繼婚是朱由主導，朱大與李氏似乎亦難辭其咎，僅依律處分朱由不合情理；然而如果將朱大與李氏一併處分，刑度稍嫌太重又與律例相違背。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朝銓請求皇帝將此案送交刑部議定。曾有論者指出清政府處理旗人收繼婚案件時，通常抱持較為寬鬆的態度，然而根據此案所述，可知對旗人行收繼婚嚴肅以待的官員大有人在。朝銓遍查律例仍猶豫不決的關鍵，乃希望主婚人與結婚男女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此舉應可證明朝銓未將收繼婚等閒視之，也意味著滿洲傳統收繼婚制的不復存在。
有別於收繼婚制，同屬滿洲舊有婚俗的一夫多妻制，在關外時期未被禁絕，入關繼受明律後才逐漸消失。根據定宜庄的考察，清初雖然還有一夫多妻制的殘留，但只要被官方發現即依律嚴懲，可見當時清政府未將一夫多妻制合法化。換個角度來說，旗人在漢文化影響下納妾情形日益普遍，旗人的婚姻模式漸從一夫多妻制轉變為一夫一妻多妾制。以下這起案例不僅說明上述趨勢，還呈現當時旗人婚姻問題的調解過程。
已故領催雙海之女和氏，自幼聘給奉恩將軍兼佐領宗室崇齡為妻，兩人育有一子一女，數十年來感情和睦。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間，崇齡被旗人張得祿請去家中喝酒，竟「與其女苟合」，崇齡事後亦決定納張氏為妾。和氏得知此事後出言攔勸，雙方發生激烈口角，崇齡氣憤之餘對和氏潑灑熱水，使其臉部與脖子皆被燙傷。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崇齡將張氏迎娶過門，崇齡與和氏間更是有如水火。隔年正月二十五日，崇齡又與和氏爭吵，崇齡手持木棒毆打和氏，張氏則在一旁觀看並未勸架。和氏隨後攜帶子女逃至叔父和凱家中躲藏，謊稱被崇齡與張氏聯手打傷，此時崇齡亦追至和凱家，聲稱要將和氏休棄。和凱本欲與崇齡理性溝通，但兩人一言不合發生衝突，直到崇齡家中雇工趕到和凱家中勸和，這場紛爭才暫時結束。
和凱之後帶著和氏前往左翼總族長處，申訴崇齡縱妾毆妻等惡行。經族長一番調處，裁定崇齡帶著張氏在城度日，和氏則與子女在屯居住，屯中房地、牲畜等物，均交由和氏管理作為贍養費。不過崇齡並未就此善罷干休，他先「赴和凱該管前捏詞具控」，又回屯取物與搶奪房地文契，甚至將和氏再此毆打。和氏之母和馬氏不得不再赴盛京將軍衙門呈控，崇齡亦同時遞交休妻呈詞，雙方衝突正式白熱化。
盛京將軍禧恩接獲此案時，嘗試對崇齡說之以理，告誡他既與和氏育有子女便不可任意離異。崇齡起初態度高傲，但在官員勸導下逐漸回心轉意。和氏則表示若未被崇齡休棄，「亦即輸服」，並承認當初控訴張氏聯手崇齡將其毆打，只是子虛烏有的氣話。此案至此可說是正式落幕，崇齡因任意毆打和氏、私娶旗女為妾等事，應「交兵部會同宗人府，照例議處」。張得祿身屬正身旗人，甘願將女兒張氏「聘與崇齡作為婢妾，亦屬不合」，「應照不應輕律，擬笞四十，鞭責發落」；張氏本應依律馬上與崇齡離異，但礙於張氏即將臨盆，待其產後再行決議。
張得祿將其女嫁給崇齡為妾遭受處罰一事，當可說明旗人間的婚姻制度已非一夫多妻制。若當時一般旗人還可擁有多妻，身為正身旗人的張氏，可能不會以妾的身分委屈下嫁。除此之外，清政府因擔心旗人隨意脫籍，不許旗人賣身為婢妾、家奴，在此政策的限制下，崇齡納張氏為妾亦非正途。由於和氏始終未被休棄，張氏於法毫無與崇齡結為連理的餘地，最後只能被官方判離。總而言之，清朝入關後認可的婚姻制度為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對於旗人也不例外。
此案另一項值得討論的重點，為旗人婚姻糾紛的處理過程。當崇齡夫妻發生衝突時，雙方先在左翼總族長吉明處協議。吉明處理該案時未要求張氏離開崇齡家，亦努力維護和氏與其子女的生計所需，足見其秉持以和為貴的精神，儘量讓雙方皆能接受調解結束紛爭。然吉明的一片好意終究事與願違，此案在崇齡迅速毀約下轉交盛京將軍審理。一般民間婚姻細故的處理，多先交由地方宗族組織調處，若情節重大才上呈官府。崇齡案雖然亦有總族長出面裁斷，但其因帶有些許宗人府官員色彩，與一般民間非官方組織的調處不大相同。不過若僅從協調婚姻糾紛的內容來看，上述兩者間的差異似乎沒有想像中得大。此外該案由於涉及宗室，相關調解先在總族長處進行，一般旗人婚姻糾紛的初步協議，則可能透過設置於一般基層八旗組織中的族長負責處理。
清朝入關後的旗人婚姻制度直接繼受漢制，未如同金、元兩朝般出現規範二元化情形，收繼婚制與一夫多妻制均宣告結束。不過清政府雖然放棄滿洲舊有婚俗，部分關外婚姻制度卻有沿襲，最明顯者即八旗始終掌控旗人的婚配權。八旗女子的婚姻於清朝關外時期，多掌握於皇帝、八旗貝勒等人手中，清政府入關後仍繼續為之，此即有清一代奉行不變的「選秀女」制度。此外同樣基於控制八旗人口的考量，清政府入關後嚴禁旗、民通婚，極力避免旗籍發生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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