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智強／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繼台南市基層教師於週一痛訴校事會議淪為職場霸凌工具後，全教總昨日亦召開「校園信任崩解，誰還敢管學生？」記者會，直指層出不窮的投訴與調查，正嚴重衝擊教育現場的親師互信。連續兩天教團怒吼，證實了這不僅是少數基層老師的困境，更凸顯台灣社會將「國民義務教育」錯置為「消費服務業」的體制性災難。

國民教育既是憲法保障的權利，更是應盡的義務。其核心包含社會化、學習團體規範與品格形塑，絕非單純的對價服務關係。然而，近年來部分家長以「消費者」自居，期待學校提供客製化服務，一旦未能盡如人意，教師便輕易被扣上「不當管教」的指控。

原為加速處理嚴重不適任教師而設的校事會議，因而淪為零成本的客訴管道。學校為求明哲保身，面對親師爭議往往放棄專業溝通，直接啟動調查以轉移壓力。將「以客為尊」的邏輯硬套用於教育專業，不僅無法解決分歧，更嚴重撕裂師生和諧與信任。

筆者參與教師申訴評議實務多年，常看見這類資源極度不對等的消耗戰。檢舉門檻寬鬆，校方被迫動用公務預算應訴，基層教師卻須獨自承擔舉證與訴訟成本。部分調查報告明顯違背「有利不利一律注意」的行政原則，卻缺乏對調查委員的實質究責機制。漫長的救濟程序，往往在司法還予清白前，便已拖垮當事人的身心與職涯。

面對日益嚴峻的寒蟬效應，教育部不能僅以「調查案件數下降」等表面數搪塞。根本之道，應在於勇敢正視制度失靈的現實，立刻廢除疊床架屋的校事會議。現行校園已設有考核會與教評會負責獎懲與解聘，更有由縣市政府設立的專審會官方第三方機制協助學校處理。如今強加了欠缺究責機制、調查品質參差不齊的校事會議，不僅使行政程序冗長紊亂，更讓一般管教爭議與不適任案件混為一談。

唯有回歸既有體制，由學校教評會與考核會發揮實質功能，重大案件委由具備專業倫理的縣市專審會處置，配合嚴謹的檢舉門檻，方能防堵濫訴。台灣社會必須重新體認，包容與適度的管教是國民義務教育的基石。若防禦性教學與浮濫檢舉的風氣持續蔓延，最終受害的不是別人，而是教室裡那群在關鍵時刻，再也等不到教師願意勇敢介入輔導的多數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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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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