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喪禮哭不出來？揭密華人社會中「隱藏哀傷」：只是假裝堅強

如果要探索哀傷在社會情境下的公開表露，那麼從親人臨終到葬禮無疑是最應該得到關注的一個場景。因此從常理來推斷，這一時段應該是年輕子女的哀傷最能被允許表達出來的「合法性情境」。

同時，就儒家思想對「孝」的期待來說，子女因不捨父母而流下淚水不單單是個體情感的表達，更被視為重要的規範禮儀。子女如果此時表現得鎮定、冷靜、沒有眼淚，則可能被在場的親朋好友責備為不夠孝順，甚至冷血。

基於上述文化常識，我們或許會提出一個假設，既然此時的「哀傷規則」是用眼淚的多少來表現子女對於父母有多孝順，那麼這些傷心的年輕子女在父母臨終前和葬禮上應該會真實地表達自己的哀傷情緒。

然而令我吃驚的是，即使在這樣一個被允許哭泣（甚至可以說被要求哭泣）的場景下，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崩潰或者哭泣，反而「沒有反應」「哭不出來」，在葬禮上，他們也會刻意隱藏自己真實的哀傷，塑造出「我沒事」的堅強形象。

楊小姐：「我記得我爸走的時候，我當時回到家，一滴眼淚也沒掉，扶著他的棺材時都沒掉。記得那幾天裡我就哭過一次，為什麼呢？因為會有哭喪嘛，那一天所有人都在哭，我就趁著那一天能把自己所有的情緒釋放，去哭一下，我媽也在哭。」

但那兩天，我一直告訴自己：「你不能情緒失控，因為爸爸想要看到堅強的小孩，爸爸最討厭你哭哭啼啼的。」因為我以前很愛哭嘛，爸爸說話大聲一點，我就哭，他就總說我沒用，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騙我自己：「爸爸不喜歡不堅強的小孩。你要乖，你要忍住，再痛你也要忍住，你不能在弟弟面前⋯⋯就這麼不堅強，那他們怎麼辦。」

可以看到，在年輕子女的敘事中，隱藏哀傷並非只考慮了他們自己內在的感受，而是權衡了自己的哀傷反應與「家庭」，甚至是「家族」之間的張力關係，比如考慮如果表達了真實的哀傷會造成何種影響。

類似這種「他者」對於個體哀傷經驗的影響，在西方研究中仍然是被低估的，西方學者已將哀傷經驗建構成了一個高度個別化的歷程，也就是喪親者應當有自己的哀傷權利，包括有權決定自己對喪親的不同態度。

而在與西方文化存在較大差異、更推崇集體主義的華人社會，哀傷並非是獨立的，而是更具有關係性和相互依賴性。在本書中，年輕子女敘事中反覆出現的「他者」也證實了哀傷具有關係性特徵的這個假設。

曹先生：「我回家見到我爸躺在那裡的時候，我沒有哭，我不知道為什麼哭不出來⋯⋯嗯，就很想哭，就在穿孝服的時候，我覺得我他媽這個時候應該哭的，但是我就是哭不出來。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樣子⋯⋯我到現在還沒有想明白我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我說，哭不出來難道是因為我以前跟父親的關係沒有那麼親近嗎？ 嗯，就⋯⋯其實我覺得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也哭過不少次，對⋯⋯真到那個時候反而哭不出來，我覺得很奇怪，就是會有一點自我懷疑。」

當父母喪失打破年輕子女原有生活的平衡時，所造成的壓力遠遠超過他們能承受的負荷，此時「逃避」只不過是子女在面對強大衝擊時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反應。

而藉由逃避表現出的哀傷反應，又分為否認和抑制。如果我們採取認知壓力的視角，年輕子女在得知父母死亡消息時的「不相信」和「不傷心」，其實是他們在否認死亡、壓抑哀傷，也就是面對壓力的正常反應。

當我們把這個反應進一步放置到社會情境中時，當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崩潰，在原有的家庭系統陷入癱瘓、家庭面臨危機的狀態下，雖然年輕，但是將近成年或已經成年的子女很有可能無意識地將自己原本崩潰的哀傷「隱藏」起來，並自動補位，肩負起治理喪事的角色，以此維持自己的情緒、整個家庭系統，以及喪事治理的正常運轉，而這樣的解釋也符合家庭系統理論，並再次證實了上一部分「他者」參與到年輕子女隱藏哀傷之中的發現。

華人社會的集體主義與「節哀順變」的規訓，讓年輕喪親者不僅認為自己沒有表達悲傷的權利，更擔心破壞人際氛圍。結果是，他們的哀傷被鎖在櫃子裡，成為人生中無人知曉的巨大祕密。甚至，當他們偶爾表露哀傷，卻常換來旁人冷漠或不知所措的反應，這使得他們更傾向在人群中戴上面具，假裝自己已經痊癒，而且不再哭泣。

（本文摘自／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父母告別生命後，子女該如何與哀傷共處／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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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優活健康網》，原文為為什麼喪禮哭不出來？揭密華人社會中「隱藏哀傷」：只是假裝堅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