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中國大陸《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2026年7月1日施行。若僅將其理解為一部傳統的民族政策法律，或是《反分裂國家法》的延伸，恐怕低估了這部法律真正的重要性。

整部法律最大的特點，不在於新增多少法律責任，而是在於首次以專門法律全面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制度化與法制化。從教育教材、語言文字、文化建設、媒體宣傳，到網路治理、地方治理、宗教團體、企業組織，以及對臺工作等面向，都被納入同一套共同體建構架構之中，使「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再只是政治論述，而逐步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原則。

過去，北京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要透過黨的文件、政策規劃與行政措施逐步落實；如今正式制定專門法律，意味著共同體建構已由政策層次提升至法律層次，使各級政府、教育機構、媒體、社會團體乃至企業組織，都具有更明確的制度依據與推動責任。這也反映出，共同體建構已不僅是政治倡議，而是逐步成為北京整合民族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與對臺工作的治理主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第二十一條明文提出，國家將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增進臺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與榮譽感，並強化「同屬中華民族、同是中國人」的認識。這代表北京已不再只是透過政策性的交流措施推動兩岸融合，而是嘗試以國家法律，建立長期推動共同體建構的制度基礎。從對臺工作的角度觀察，未來教育、文化、青年交流、學術合作等政策，也可能更深地納入這套共同體建構的法律框架之中。

在當代國際政治中，國家之間的競爭早已不限於軍事、經濟或科技，更包含制度、認同與敘事的競逐。共同體建構的目的，並非只是塑造文化認同，更是在面對重大危機時，建立社會願意共同承擔成本、維持制度運作與支持國家決策的心理基礎。因此，當北京將共同體建構正式納入法律體系時，值得關注的不只是法律條文本身，而是其背後所反映的長期治理思維。

面對此一變化，真正值得臺灣思考的，並非北京如何建構其共同體，而是整個臺灣社會（臺澎金馬）是否也擁有一套足以凝聚社會共識、支撐國家發展的共同體論述。

共同體不僅是一種政治口號，更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維繫合法性、凝聚社會信任與支撐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它所回答的，是任何政治共同體都無法迴避的幾個根本問題：我們是誰？我們為何願意共同承擔風險？當外部危機來臨時，我們是否仍願意共同守護這個政治共同體？

若缺乏共同體的黏著，民主制度可能因社會對立而增加治理成本，國家安全政策與國防動員也將較難獲得穩定的社會支持；當國家戰略失去最基本的社會支持，再完善的制度設計與防衛構想，都可能面臨推動上的困難。

北京已率先透過法律制度，將其對「我們是誰」的理解轉化為國家治理的一部分。至於臺灣能否依據自身的民主制度、歷史經驗與社會共識，建構屬於自己的共同體論述，或許才是真正值得持續思考的課題。

這並不是兩岸制度孰優孰劣的比較，而是一個任何政治共同體都必須面對的基本課題：一個社會若無法回答「我們是誰」，便很難回答「我們要共同走向何方」。（照片翻攝畫面）

參考來源：

https://www.spp.gov.cn/spp/fl/202603/t20260313_7239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