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

張嘉的《陌上花開》為我們奏響了一曲農村振興的時代蛩音。

這部長篇小說，聚焦豫西南東營村，洋洋灑灑40多萬言，為我們講述和呈現新時代處於中原腹地的農村如何邁向共同富裕之路進行了艱難探索，並細緻入微地刻畫了一批青年新農人心路成長歷程和艱難蛻變，具有一定的時代諷喻與鏡鑒意義。

青年作家張嘉得益於中原大地的滋養和青睞，從而得以對其生存的土地沉思默想，以及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底層人物命運的悲憫和關愛構成了其小說創作的主色調，進而形成了小說“形式化的內容”，從最本質的意義上完成了文學的時代命題和重建。正如羅崗在《讀什麼與怎麼讀》所分析的，雖然需要“終極意義”上將文學放入到“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但是“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卻是繁複多樣，靈活多樣的多重決定的關係：一方面社會歷史不單單只是在內容層面上進入文學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須轉化為文學文本的內在肌理，成為“形式化的內容”；另一方面，文學在文本層面上對巨大的社會歷史內容的把握，同樣不能是“反映論”式的，而是想像性地建構新的社會歷史圖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轉化為文本內的有意味的形式。

其次，融具象、個象、形象和意象於一體的東營村，承載著中原腹地農村風物一個獨特的村莊，具有民俗意義上的審美價值，是小說文本一個獨特的存在。小說文本以東營村作為關捩點，串聯起麥收、佳慧、佳顏、佳莉、俊喜、七奶、柳葉梅、月白、猛子、田力、苗書記等眾多人物，以點代面，展現東營村在時代大潮衝擊下的種種糾葛、衝突，一幀幀栩栩如生、令人嚮往之田園農耕生活與城市繁華熱鬧場景交織著的社會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小說並沒有局限於對民俗與農村生活環境的簡單描繪，而是把東營村置於更廣闊複雜的社會背景下作出對位式的審視和凝視，這讓小說具有了更深廣憂思的時代內蘊。發達經濟體的南方城市（譬如廣州、深圳等）與東南沿海（例如常州、蘇州、上海等）作為發展中的廣大中國西部地區群像人物（譬如麥收、佳莉、佳慧）活動的時空感被大大延伸了；作為經濟形態（個體經濟如養雞場、香油作坊、交通客運與機械化大生產）對位式的生動描繪，增加了小說審美的張力；觀念形態與價值衝突不斷演變，道德倫理經受住了種種考驗和磨練，一幅幅具有時代衝擊感的矛盾糾葛紛至遝來，造成了跌宕起伏、搖曳生姿的故事情節，還原了時代大潮衝擊下這一群像系列人物的內心掙扎和不甘，進而擺脫個體困守山村（農耕）依附宿命的抗爭與不屈，進入奮發圖強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嚮往，這為小說增加了理想主義的色彩。

複次，“出走—矚望—實幹”的結構模式，青年人永遠心向“詩和遠方”，然而“出走”的誘惑和嘗試，無不是對城市繁華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同時也隱含著對改變家鄉現狀的一次次矚望與牽盼。這一青年群體，既有奔赴城市求學、務工的經歷，他們親身觀察和體驗過城市的繁華；同時也遭遇過身處異鄉的歧視、漂泊與彷徨，最終他們完成了對自身的啟蒙與成長，立足各自的特長，或逃離或回歸，或參與家鄉產業建設，或用所學一技之長反哺故土家鄉，在挫折中不斷汲取經驗教訓，在奮鬥中書寫青春價值，讓我們看到鄉土振興的內生動力和人物身上所蘊含著的生命活力。

總之，張嘉的《陌上花開》摒棄了傳奇化的敘事，也區別於鄉土傳統的文本化敘事，為我們呈現了一幅頗具有時代畫面感的原生態日常，春種秋收的節令勞作，鄰里互助的淳樸人情、家族團聚的溫馨場景，構成了鄉土社會的精神內核，奏響了邁向農村振興的時代蛩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