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曉年

人生裏，始終縈繞著一樁憾事：我未曾接受過漢語言文學的專業學習。半生歲月，我幾乎都與戎裝相伴，和“槍桿子”結下不解情緣。

1982年我應徵入伍，1985年退伍返鄉，次年進入鄉鎮武裝部工作，直至2015年退居二線，整整二十八個春秋堅守在基層人民武裝崗位。一個“武”字，貫穿了我的職業生涯。那些年裏，我目送四百四十多名年輕人穿上軍裝走出鄉村，沒有一人因我的疏漏被退回；參與過兩場實兵演習，從動員到撤場，事事周全，未曾出過半點差錯。時任泰州市委常委、軍分區司令員張本印這樣評價：“在鄉鎮專武崗位堅守28年，累計受到省、市、縣各級表彰73次，這在泰州軍分區獨一無二；在摘除右腎、左腎積水的病痛之下，依舊堅守一線、忘我工作，同樣是泰州軍分區獨一份。”

那場病根源於2007年夏季。連續暴雨讓裏下河地區抗洪排澇形勢驟然吃緊，洪水圍困興化整整一個月，我一直守在搶險第一線，直到八月下旬洪水退去。彼時腰部的酸痛乏力被我當作疲勞的常態，硬撐著又投入災後生產自救。等工作告一段落，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去鎮衛生院檢查，化驗單顯示腎部嚴重浮腫。趕到南京鼓樓醫院，專家會診後如實告知：右腎必須摘除，否則左腎也難保。那一夜，我躺在病床上，腦中翻來覆去，最後咬咬牙告訴自己：該扛的還得扛。

術後醫生千叮萬囑，至少要靜養六個月。可出院在家只休息了二十二天，年度徵兵工作就啟動了。鎮黨委書記上門慰問時關切地說，身體不行就安排別人頂上。我想，徵兵工作時間緊、任務重，臨時換人手，擔責的事豈能兒戲？當場便謝絕了。拖著尚未痊癒的身子，一邊服藥一邊走訪政審。村民反映一個應徵青年早年頭部受過重傷，我立即調查核實，果斷取消了該青年當年參軍的資格——三個月後，那個青年不幸因腦病復發離世。倘若當初松了口，後果不堪設想。那一年，李中鎮送出十九名新兵，高中生比例超出規定二十個百分點。鎮長在大會上動情地說：“徵兵工作，有居曉年負責，我們就一百個放心！”可連日的勞累，讓我的左腎也亮起了紅燈，所幸在各方關心下，病情才得到控制。

在崗之時，我雖時常提筆行文，但撰寫的大多是領導講話、工作彙報與調研報告，文字皆服務於工作，與純粹的文學創作相去甚遠。那些年，與文字最接近的時刻，不過是深夜加班寫完材料後，對著窗外的月亮發一會兒呆，覺得那些方塊字在自己筆下，終究少了一點什麼。

退休後第一個清晨，我像往常一樣六點醒來，伸手去摸枕邊的工作筆記本，卻忽然意識到——今天沒有會要開，沒有檔要批，也沒有民兵名單要核對。那一刻，心裏空落落的，像一間搬空了傢俱的房子。我推開窗，晨光斜斜地打在書桌上，隨手翻開前一天買回的汪曾祺《人間草木》。讀到“如果你來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兒”，心口忽然一軟——這麼多年了，我何曾有過“和花坐一會兒”的閑情？那個上午，我就坐在窗前，一頁頁慢慢翻著，聽著呼吸從急促趨於平緩。後來讀到孫犁寫“農民在田野上勞作，累了就躺在土坡上，看雲”，想起自己年輕時在靶場趴一整個下午、滿身黃土的日子，竟鼻子一酸。那一刻我明白了：原來閱讀不是要我學什麼技巧，而是有人替我說出了那些我講不出的感受。

自那以後，每天清晨，一杯清茶，一本舊書，窗外鳥鳴幾粒，成了我雷打不動的讀書時光。文字不再是工作報告裏冷冰冰的“貫徹落實”，而有了溫度、顏色、氣味。汪曾祺平淡悠遠，孫犁簡練純淨，董橋溫潤厚重，在品讀之間，我收穫了內心的平和。心頭的浮躁慢慢褪去，筆下的文字也漸漸有了真情實感。不貪進度、不求速成，一切順其自然、恬淡安然。

職業生涯中那些榮譽——省市的表彰、“新泰州建設功臣”的稱號——如今都收在書櫃角落的一只盒子裏，偶爾翻看，心裏是踏實的。但更讓我覺得踏實的，是此刻手邊翻舊了的書頁和筆尖下慢慢流淌的字句。半生戎馬，半生書香，人生的兩頭，原也可以這樣安放。

往後餘生，以書為友，以文修身，在樸素安穩的日子裏，獨享一段靜謐悠然的筆墨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