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魚豪（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獨立工作室研究員）

近年來，臺日安全互動的能見度明顯提高。從日本前統合幕僚長岩崎茂受聘擔任行政院顧問，到退役將領交流、安全對話與智庫合作逐漸公開，臺日互動已逐步超越傳統民間交流範疇，成為印太安全討論的重要議題。

然而，若將時間拉回七十多年前，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對照便會浮現。

冷戰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秘密延攬多名前日本帝國陸軍軍官來臺，組成俗稱「白團」的軍事顧問體系，協助國軍教育訓練、參謀制度與作戰規劃；相較之下，今日只要涉及退役自衛官、安全顧問或臺日安全合作，往往便容易引發公開政治辯論。

這樣的差異，未必只是對日本觀感的改變，更反映出臺灣國家安全文化七十年來的演變。

白團真正代表的，不是低敏感，而是生存優先

談到白團，多數討論聚焦於其對國軍建軍的貢獻，卻容易忽略其形成背景。

白團從來不是一項低敏感度的合作。相反地，它始終存在於高度保密的狀態，其成員多具有日本帝國陸軍背景，部分更曾參與對華作戰。若以今日標準衡量，其歷史敏感性甚至高於今日退役自衛官來臺交流。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仍決定延攬這批軍事人才。

原因並非歷史恩怨消失，而是冷戰初期國家面臨迫切生存壓力。在國共對峙與臺海安全情勢下，政府考量的並非歷史情感，而是如何最快提升建軍效率、改善指揮體系與強化防衛能力。

白團真正反映的，不是「當時社會比較接受日本」，而是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安全決策：當國家生存受到威脅時，合作的判準首先是國家利益，而非歷史立場。這也構成當時國家安全文化的重要特徵：安全優先、生存優先，以及由少數決策者主導的祕密運作。

國家安全文化改變了，安全合作也跟著改變

今日臺灣所處的政治環境，已與冷戰初期截然不同。

民主化之後，安全政策不再只是少數決策菁英可以封閉處理的事務，而必須接受媒體監督、政黨競爭與公共輿論檢驗。任何涉及外部安全合作的政策，都可能成為政治討論的一部分。因此，今日臺日安全合作所引發的爭議，未必代表臺灣社會比過去更排斥日本，而是安全政策本身已進入公開政治場域。

這也是臺灣國家安全文化的重要轉變。過去的國家安全文化建立

「如何因應戰爭」；今天則更多建立在「如何避免戰爭」。

追求和平，本身沒有問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安全文化愈來愈強調降低衝突時，是否也可能在無形中削弱社會對備戰、防衛能力與安全合作必要性的重視。因此，今日社會對臺日安全合作的不同看法，反映的不只是政治立場，更是不同國家安全文化之間，對和平如何維持、風險如何管理以及嚇阻如何形成的不同理解。

日本之所以特殊，在於它早已不只是日本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美軍近年協助國軍訓練逐漸從「公開的祕密」走向半公開化，政治討論雖然存在，但整體爭議相對有限。

反觀日本，每當傳出退役高階自衛官來臺交流、安全顧問合作或相關安全消息時，往往更容易成為政治焦點。

原因未必在於合作本身，而在於日本在臺灣安全論述中，始終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對不同世代而言，日本可能代表殖民統治與近代戰爭記憶，也可能代表民主夥伴、重要經貿對象與印太安全合作的重要成員。

因此，日本不只是另一個合作國家，而是一個同時承載歷史記憶、國族認同與區域戰略的複合符號。每一次涉及日本的安全合作，都容易被延伸解讀為歷史定位、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的象徵，因此其政治敏感性往往高於合作本身。

從白團到印太，日本角色已發生根本改變

白團時代，中華民國主要運用的是前日軍軍官個人的軍事經驗與專業能力。

今日則完全不同。

近年日本持續推動安全政策正常化，修訂《國家安全戰略》，提高防衛預算，並積極參與印太安全合作。日本所代表的，已不只是退役將領個人的專業，而是整個日本國家安全政策與印太戰略架構的一部分。

因此，今日討論日本涉臺安全角色時，外界所關注的，也不只是某位退役軍官是否提供建議，而是日本作為制度性安全行為者，其在美日同盟、印太戰略以及臺海風險管理中的角色是否逐步前移。這也是今日涉日安全合作，比白團時代更容易引發國際與政治關注的重要原因。

結語：成熟的國家安全文化，不是和平與備戰的對立

從白團到今日退役自衛官涉臺安全角色的討論，表面上看，是臺灣如何看待日本；實際上反映的，卻是臺灣國家安全文化七十年來的轉變。

冷戰初期，臺灣以生存優先、祕密決策與工具理性回應安全危機；民主化之後，安全政策則逐漸走向公開、多元，也更容易受到歷史記憶、政黨競爭與社會認同影響。

因此，當代臺灣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去政治化的幻想，而是一套更成熟的國家安全文化。這套文化既不能忽視歷史，也不能讓歷史取代對當前安全環境的理性判斷；既應珍惜和平，也必須理解和平需要能力支撐。

真正成熟的國家安全文化，不是在和平與備戰之間二選一，而是在追求和平的同時，始終維持足以守護和平的能力。

備戰不是求戰，而是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防衛不是挑釁，而是國家生存最基本的責任。（圖／達志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