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澤（社會時事評論家）

近期傳出國防部研議放寬軍事院校副校長任用資格，未來符合條件的文職人員也可擔任。這或許是強化文人監督與專業治理的一環，但比起「誰來當」的資格論爭，我們更該追問一個根本問題：

為什麼現在需要打開這扇門？

自2000年《國防法》與《國防部組織法》確立文人統制原則以來，引進文職專業、對標美英制度，本就是國防改革的重要方向，目的在處理人事、訓練與聯合作戰等問題。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是文職能不能擔任副校長，而是軍事院校為何開始需要向外擴大人才來源。

任何組織開始擴大主管人選來源，往往都透露出一個訊號：原有的人才供給已經無法完全滿足需求。

而人才問題從來不只是人數問題。

沒有人報考，是一種缺人。

沒有人願意留下，是第二種缺人。

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則是最危險的第三種缺人。

近年來，國軍面臨招募困難、留營率下降以及基層幹部缺額，早已不是新聞。但比起人數不足，更值得關注的是：許多需要承擔管理與決策責任的位置，正變得越來越難找到願意接手的人。

為什麼不願意扛？

因為責任增加了，風險提高了，監督變嚴了，但能調動的權限、得到的保障、感受到的榮譽，卻沒有一起長。

以軍事院校中高階主管為例，接下副校長，意味著同時面對三重壓力。少子化帶來的招生壓力，達不到招生目標就必須面對檢討；校園安全、軍紀、性平等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關注，往往迅速進入媒體與立法監督視野；預算執行與採購程序的外部監督，則需面對審計、監察及輿論檢視。

一旦發生爭議，媒體、民意與政治監督往往同時聚焦於第一線主管身上。

這種「責任通膨」現象，並非軍隊獨有。

在少子化衝擊下，許多大學主管同樣面臨招生與退場壓力；在公部門，基層主管長期代理、職務難以補實的情況也屢見不鮮。這背後反映的是當代公共治理的共同困境：制度責任持續向下堆疊，但承擔責任所能獲得的資源、權限與支持卻未必同步增加。

政策改革的成果往往能在短期內被看見，但制度成本卻常在多年後才逐漸浮現。當問題真正爆發時，承受第一線壓力的，往往是身處組織中的中高階主管，而非當初制定政策的人。

於是，一種微妙的現象開始出現。

當體制需要有人負責時，願意負責的人卻越來越少；當風險不斷增加時，願意接下職位的人也越來越少。而當組織必須透過修法、擴大資格來源來填補重要職務時，人們自然會問：這究竟是在引進專業人才，還是在尋找能夠承接風險與責任的人？

我們應該關心的，從來不只是文職能不能擔任副校長，而是這項修法背後，是否反映出體系內部已經出現接班困難與責任斷層。

軍事院校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培養的不是會考試的學生，而是未來要帶兵、決策，甚至在戰場上承擔生死責任的軍官。如果連這樣一個高度強調紀律、責任與使命感的體系，都開始面臨人才接班與責任承擔的困境，那麼問題恐怕不只是單一職務的人事安排，而是整個人才培養與留任機制是否已經亮起紅燈。

引進文職帶來制度視野，未必是壞事。但修法終究只是填補空位，真正能讓人願意留下來的，仍然是制度本身。

我們要的從來不只是一個職稱。我們要的是一道願意在壓力來臨時先站出來承擔責任的防火牆。而這道牆，終究是由人組成的。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軍校副校長應該由誰擔任，而是如何讓原本最有能力、最有經驗的人，願意繼續留在體系裡，並承擔職位所附帶的重量。

修法可以填補職缺，卻無法填補責任。

一個國家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缺少職位，而是當責任越來越重、風險越來越高時，最有能力的人卻不再願意接下那個位置。如果連軍校都開始向外找人，我們該問的就不只是誰來當副校長，而是這個體制，是否還能留住那些願意扛責的人。（照片翻攝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