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近年來，日本國家安全政策的轉向速度明顯加快。一邊是日本持續強化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的安全合作；另一邊，日本國內反對修憲與反戰示威仍未消失。

從日菲《相互准入協定》（RAA）正式生效、強化與澳洲的防務合作，到持續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並擴大聯合軍演，日本正逐漸從過去相對被動的角色，轉向更積極的區域安全參與者。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也反映日本戰後安全體制正在進入新的轉型階段。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對於修憲的討論也顯著升溫。根據《讀賣新聞》2026年的最新民調，支持修憲的比例已達57%，高於反對者的40%。然而，這並不代表日本社會共識已完全轉向；若聚焦於和平憲法第九條第一項，仍有約八成受訪者傾向維持現狀。這種「支持整體修憲，但在核心條文上持保留態度」的民意矛盾，反映出日本社會在因應外部威脅與堅持和平主義之間，正處於複雜的拉鋸期。

戰後體制的轉向：從專守防衛到反擊能力

1947年施行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長期以來被視為日本和平主義的基石，規定日本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雖然日本隨後成立了自衛隊，但主要建立在政府長年的憲法解釋之上，並以「專守防衛」為核心，即僅保有最低限度的防衛力。

然而，日本政府近年對周邊安全環境的判斷明顯轉趨悲觀。朝鮮頻繁的導彈試射、中國大陸在東海與西太平洋海空軍事力量的擴張，以及俄烏衝突對區域衝突風險的警示，均促使日本審視戰後安全體制的適用性。特別是在台海地區情勢變動的背景下，日本政策菁英意識到，傳統的防禦思維，已不足以應對當前的複合式威脅。

政策層面的調整在2022年底迎來關鍵轉折。岸田政府公布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首度明確提出擁有「反擊能力」，並計畫在2027財年前，將防衛力強化及其相關配套措施的經費提升至現行GDP的2%。根據防衛省數據，2025年度日本防衛預算已達8.47兆日圓。這不僅是歷史新高，更意味著日本正迅速脫離過往維持數十年的「GDP 1%」限制，防衛支出正進入防衛支出快速擴張的循環，顯示其穩步進入防衛力整備的關鍵期。

建立區域網路：多邊合作的彈性防禦

日本正試圖建立一個更具彈性的區域安全網路。2024年7月，日本與菲律賓簽署《相互准入協定》（RAA），並在2025年9月正式生效，這為雙方部隊的互訪與聯合演訓建立完整的法制基礎。而在2026年5月，日本與澳大利亞進一步宣布強化防務與安全合作，重申雙方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合作範疇也從傳統軍事演習擴展至防衛裝備共同研發、防衛產業與新興技術等領域。

這些動作顯示，日本在維持以「美日同盟」為安全基軸的同時，正積極尋求與其他印太夥伴的橫向聯繫。這不僅是為了分擔區域安全壓力，更是為求在國際政治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增加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的自主性與操作空間。例如，日本一方面透過 Quad 平台進行多邊外交協作，另一方面則與美、澳、菲等國進行實質的軍事演習，兩者並行而不悖。

有限正常化的邊界與挑戰

儘管日本安全政策轉向明顯，但將其解讀為「全面軍事化」尚言之過早。日本當前的變化更精確地說是一種「有限正常化」。和平主義仍深植於日本的政治文化與集體記憶中，特別是廣島、長崎的核爆歷史與二戰反思，使得民間對於擴大海外軍事角色仍存在強烈的分歧。

真正的挑戰在於，日本政府如何在提升防衛能力與維持憲法象徵意義之間取得平衡。目前支持修憲的聲音增加，多半是基於對現狀安全感缺失的補償，而非對武力擴張的渴望。

總結而言，日本正逐步提高自主防衛與區域合作的比重，這場和平憲法框架的逐步鬆動，象徵著日本戰後國家定位的緩步轉型。未來的關鍵指標，在於日本是否能跨過修憲門檻，並在美日同盟的核心框架下，完成從「低度安全介入」向「積極安全參與者」的轉型蛻變。與其說日本正走向傳統軍事強權，不如說其正在擺脫過去經濟優先的慣性；這不僅是制度的調整，更是日本在印太變局中，對自身國家角色重新定義的開始。（照片翻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