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急診醫師，在急診端，第一時間一定要扛下來。」台北慈濟醫院急診部主任楊久滕說，「急診永遠不會拒絕病人，只要病人有需要，我們一定接。」
二○二○年，大家隔岸觀火，但隔年五月雙北疫情來勢洶洶，「疫情大爆發的頭五天，病人塞爆了，只要懷疑感染的病人，都送來急診，但我後線開不出去，病人塞爆急診。」
專責加護病房的床位早已滿床，有些病人還等不到病床就直接在急診插管了。「不論疑似的或確診的，病人一直來、一直來，真的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楊久滕描述著雙北疫情高峰期的窘迫。
困難更在於，過去問診時，針對旅遊史、接觸史的疫調，是怕病人不敢講、沒有老實說；但現在不同了，「不是他不告訴你，而是他無從告訴你，他連自己怎麼感染的，都不知道。」楊久滕說，所以「每個病人都要懷疑」，因為TOCC（註2）不準確，已經爆發社區感染了！為了守住醫療量能，避免院內感染，所有進入急診的病人都必需先快篩、再治療。
楊久滕同時也是衛福部臺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的副執行長，讓他最感揪心的是，「如果看上去像是中風、心肌梗塞、重大外傷，是不是應該先穿好防護衣先去救他，而不是確定他不是確診者才去救他？」但是醫療量能有限，為避免交叉感染，幾乎每家醫院的流程都必須先等待篩檢結果，再執行治療步驟，所以這類病人因為新冠肺炎，生死總在千鈞一髮之際。
而當時還有另外一項困難：「快篩不準、篩檢不快」，較為準確的PCR 篩檢最快也要四小時，「但中風、心肌梗塞的病人，得在半小時到一小時內就要趕緊治療，黃金時間都被耗光了，非常緊張。」楊久滕說。
急診診間裡有位病人心絞痛，正在等待篩檢結果，醫師比他更心急，快快快，催問著篩檢。好險結果是陰性，趕緊送去做心導管手術。病人做完手術回來仍處於急性觀察期，原本該後送內科加護病房的，只是疫情排擠到其他疾病量能，一般加護病房降載減床，也沒有床位了，便直接留在急診觀察，所幸病人度過急性期，安全順利的轉進一般病房。
這類心肌梗塞的病人，最好的處置是做心導管、氣球擴張術及支架放置術；另一種處置則是打血栓溶解劑，但打了行不通還是得做心導管手術。楊久滕說，但是臺灣沒有幾家醫院設有負壓心導管室，疑似確診病人在篩檢結果未明前，只能等等等，所幸台北慈濟醫院沒有病人因此出事，「我們得到的消息是，那段期間也很少有病人因而受難，這是非常幸運的。」
註2
TOCC 意指病人風險評估表，包括旅遊史（Travel），職業別（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及群聚史（Cluster）。
台北慈濟醫院的急診團隊近百人，有兩間負壓隔離病室，過去只有一、兩位「接觸確診或疑似病患」的醫護需要換上防護衣裝，但疫情爆發後，每位醫護都得全程穿上防護裝，急診一個班別十二小時，辛苦可想而知。醫護更需適應的是，帶著口罩、防護面罩、雙層手套，讓所有急救操作更不順暢，面罩一起霧時更難上加難，後來院方提供防霧面罩，也讓醫護更順手。醫院為了保護同仁，已預先設置男女盥洗室，讓同仁下班沐浴後再安全返家。
「急診的同仁都是自動自發出來的，沒有人退縮，因為我們是最熟悉前線的，保護自己、保護病人、保護醫院，是我們的責任，坦白講，這樣也保護了我們的家人。大家是同船一命、同島一命。」
台北慈濟醫院火力全開，沒日沒夜加速開設專責病房，總算隨著病房開張、承接「加強版防疫旅館」，大大緩解了急診緊繃的壓力。但另一方面，原本戶外檢疫站，民眾採檢完，要等快篩結果後才離開，但在人潮壅塞時，卻無處可等，下大雨時更糟；需要打點滴的疑似病人也沒地方施打。為此，慈濟的營建團隊趕緊來協助將戶外檢疫站升級；六、七月更在停車場區搭建鐵皮屋，內設空調，確診病人或疑似確診病人有五間觀察室可以施打點滴、抽血、檢查；再加上獅子會捐贈的日立負壓隔離艙可急救插管，讓台北慈濟醫院有了較為完備的戶外醫療站。
▲ 楊久滕認為急診就如醫院的守門員，必須擋下所有可能的威脅。（圖：楊久滕攝）
科技輔助教學
第一線醫療人員面對確診病人的壓力，外界其實很難體會，要如何降低臨場緊張感，通常只能靠「不斷演練」。值得一提的是，從二○二一年三月到六月，台北慈濟醫院的教學部、急診部與宏達電的智慧醫療部門DeepQ合作，成立「VR 醫學模擬訓練中心」，透過最新研發的虛擬實境負壓隔離室、發燒篩檢站，以VR 來訓練醫護人員的實作能力。
楊久滕認為，醫護若不夠熟悉，進到臨床現場很可能被感染，再加上面對確診病人的心理壓力等，難免忙中有錯，「但是透過虛擬實境的﹃模擬教學﹄，就能提前讓醫護熟悉現場，降低真正進入臨床的緊張感，VR 模擬訓練也在這次疫情扮演了關鍵角色。」
「災難應變，永遠是要發生事情，才會進步。」楊久滕深信，疫情底下大家共同學習成長，也留下了深刻省思與寶貴經驗，朝著精進之路繼續向前。
本文摘自心靈工坊《疫起面對，我願意！：新冠蔓延下的人物放大鏡 慈濟醫療以愛戰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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