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社會學之眼看見彩色人生｜文：王宏仁

大大家出版 2014-12-02 12:43

打開社會學之眼看見彩色人生

社會系的學生或老師，經常被親朋好友問到，你在大學∕研究所讀（教）什麼？

「社會系。」

「是社會工作喔？很好找工作哦～」

「不是社會工作，是研究社會的。」

「是喔，很好啊，現在社會很亂，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要不然就是：

「社會學有什麼好學的，我社會大學都念好幾十年了！」

或者318學運後：

「你們老師都在教導你們如何搞社會運動吧！」

接著一片靜默。

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學的認識，遠低於對於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的認識，雖然一般大眾可能也不一定真的知道這些學科在搞啥，但至少會猜是在「處理個人心理困擾」、「用來賺大錢」或者「搞政治的」。但是社會學呢？只能跟「社會工作」、「搞社會關係」或者「搞社會運動」這無三小路用的搞在一起嗎？。

其實，社會學是開大門、走大路的！

相較於一般大眾或者高中生，近年來的大學在校生，似乎越來越被這門莫名的學科所吸引。台大社會系大一才招收50名學生，可是必修課經常湧入上百名同學擠爆教室。國內的許多社會學教授，大學時期都不是念社會系，中山大學社會系的老師，更有一半以上在大學時期是主修其他學門，博士期間才轉而攻讀社會學。為何社會學會吸引這麼多英雄豪女投入？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若出現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幾乎都看得到社會學者的身影。早年野百合時代，中研院社會所的瞿海源教授就跟著學生在自由廣場靜坐抗議。2008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站在第一線抗議的社會學老師李明璁事後遭到起訴。2014年318學運時，台大社會系的眾多老師在街頭進行公民審議的教育，台北大學社會系也有一群老師，默默調查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資料，至於南方的中山大學社會系師生，更是公開罷課支持學運。也難怪社會大眾會這樣問：社會系到底在「衝」三小啊？是不是「暴民」出身的？

社會學觀看世界的特有方式

張晉芬老師寫了〈平平都是人，女人就是賺得少〉之後，有高達135則的留言回應，對於為何一樣的學歷、一樣的工作內容，女生就是賺得少？兩個典型反對意見是：

「男女染色體有差異，天生對左右腦的發展也有差異，這是先天就不同的」；「女生有生理假的需求，所以妳的生產力硬是比男性朋友少了一天呀！讓我告訴妳怎樣跟男性並駕齊驅吧！去做卵巢摘除，讓自己沒有月經的困擾。」

我寫的〈魯蛇人生〉裡，有一段討論到台中科博館禁止穿拖鞋、汗衫入館是一種階級的歧視。有人反駁：

「中國人和狗不可以進入，的確是強烈的歧視，但穿拖鞋汗衫不可以進入科博館，那是禮儀。禮儀中皮鞋本來就是比拖鞋隆重的東西，便鞋介於這之間。」「這穿著除了不雅觀，也會有異味等問題，而且萬一被踩後跟，穿拖鞋也比鞋子易絆倒。基本上我很贊同科博館的標示，而且拖鞋型的涼鞋也要禁止才對。」

從這些讀者的回應可以看到，不具社會學思維方式的人，通常會以「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來解讀世界（要不然你自己去變成男人啊！），並且比較容易肯定既存的社會規範（穿拖鞋就是不雅觀！）。社會學跟其他學科很重要的思考差異在於，當我們看到了個人問題，也必須同時看到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個人的問題通常是社會環境問題造成的。

在過去，台灣的外交人員特考都會限定女性名額，理由是她們考上之後，經常不願意配合政府政策外放。這種說法正是把問題歸因到女性個人的不配合。但社會學會繼續追問：這是因為女性「天生」就比較不願拋頭露面（個人式的歸因）？還是她無法「拋家棄子」（家庭因素）？如果她真的出國工作，會有什麼後果？永遠單身？跟丈夫離婚？有可能丈夫放棄工作，跟著她出國當外交老爺嗎？

從這個例子來看，考上外交特考的女性不願意出國工作，真的只是個人意願問題而已嗎？還是牽涉到她所處的家庭、社會、文化種種因素？若以家庭因素來考量，倘若全家一起出國，丈夫的工作怎麼辦？小孩子的教育怎麼辦？丈夫願意陪著妻子參加外交宴會嗎？人家會不會認為這個丈夫很沒用？顯然，問題很複雜，牽涉到台灣家庭仍以父系為主的組織形態，整個社會對於男女工作的期待仍然不同，所以女性不願意外放出國。這不是簡單一句「女生就是不願意配合」就可以簡單打發的。通常會說出這種簡單答案的人，也會造就出性別歧視的政策。

顯然，社會學不會滿足於單一的答案，而是去分析個人處境背後複雜的環境結構因素，並且對於常識性的說法提出質疑。

又例如太陽花學運時，占領行政院的群眾跟學生究竟是否為執政者口中的「暴民」？社會學者會說：是不是「暴民」，要看你是處在哪個社會環境、哪個時代而定。大家都知道，「民主」的英文是「democracy」，字首「demo」跟抗議示威的「demonstration」或人口學的「demography」都是相同字根，意思是「一群人」。十九世紀初，英國工人階級要求平等投票權且到處示威抗議時，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便是以「暴民」汙名化這些工人，所以「democracy」根本就是一群暴民想要建立的政體（demo-cracy），目的在於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這種說詞跟現在台灣執政者所說的「依法行政」「法律不容挑戰」是否如出一轍？但是當英國工人抗爭成功之後，democracy這個負面詞彙，卻成了正面意義的「民主政治」，所以「暴民」的定義，要看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出自哪些人的口。

這個就是以社會學之眼觀察世界的方式。如同一位同學所說：「開了社會學之眼，再也回不去了！」

社會學的價值認同與行動

既然社會學經常質疑既有的社會規範和秩序，社會學者是否就很少認同主流價值？與其說社會學的思考是故意破壞既有價值，不如說是迫使我們去反思習以為常的想法、行為，並以同情的態度去理解活生生的人所面對的困境。

我的外祖父很早就過世，留下寡母跟三個女兒，住在貧瘠的台南鹽分地帶。為了傳宗接代，外祖母領養了我舅舅來繼承子嗣，也為了給男生念書，我母親與阿姨都沒上學，是文盲，阿姨甚至還送人當童養媳。

記得我在國中時，收到朋友從鄉下寄來的新年卡片。朋友祝福我快樂，永不「破病」！讀完卡片我一直狂笑，還把這個笑話講給母親聽。她顯然無法理解我在笑什麼，但是為了附和我，她文不對題地回答：「對啊，哪有人在卡片裡面講破病的！」

大約30年前，阿姨來我家住一陣子，某日早上我看到她拿著報紙看了很久，最後我忍不住跟她說：「阿姨啊，妳報紙拿顛倒了啦！」她聽到後一直傻笑，說：「你嘛知道我沒有讀過冊啊！看起來都一樣啊！」她接著又笑著說：「阿姨不認識字，卡沒水準，國語也聽無。」

過了好幾年後去德國留學，才真正體會到失語人的痛苦。我母親在當下的場合，試著要「過關」，掩飾她不懂華語的難堪。我阿姨則內化了殖民者所強加的價值，外在的嘲弄恥辱竟轉化認定為自身的缺陷。

我們看到社會結構的不公是如何作用在她們兩人身上。在男女不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低於男性；在強迫台灣民眾只能學習華語且不遺餘力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下，接受華語教育的新一代開始嘲笑不懂華語的上一代，卻沒看到語言政策造成的社會不平等。這些外在於個人之外的力量，雖然遠在天邊，但是卻深深影響了每一個在整個結構底下的每個人，只是身處其中的人，往往看不出個人的困境，經常是這些結構造成的。

從主流的價值來看，沒受過教育的人，常被貼標籤是「人口素質差」，將來養育出來的子女一定是社會的負擔（一如我們對於東南亞籍女性配偶的描述）。但如果從她們所處的特定環境時空來看，我們就能同情地理解，為何某些人無法脫離困境（例如無法聽懂電視的華語新聞）。這樣同情性地理解能為我們注入強大動能，希望以實際行動來改變制度、歧視，而非只是訕笑這群人是魯蛇，一昧指責這些人不努力、不會自行掙脫環境。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巷仔口社會學的作者。讀者可以看到，貢獻給該部落格的眾多台灣社會學者，並不是基於自身利益來書寫這些短文，而是追尋更加公平正義的台灣社會，貢獻自己專長給哺育我們成長的台灣社會。他們沒有收到半毛錢的稿費，甚至本書出版後的版稅，也都捐給台灣社會學會，讓學會可以獲得額外的財務支援，服務更多社群人口。我要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沒有大家的無私奉獻，這本科普社會學小書，是無法成形的。透過此書的印行，我們看到，台灣社會不是只有財團政客治國而已，還有一群熱血奔騰的傻子正衝出好幾條小路來用！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本文摘自《巷仔口社會學》一書，大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