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文化的框架裡，長女常被期待承擔責任、照顧弟妹與父母，這樣的過度付出與壓抑，可能影響日後的自我發展。台灣作家張慧慈（小花媽）於《長女病》一書中，透過觀察與採訪，紀錄了十幾位長女的生命故事，涵蓋不同世代與階級，這些故事呈現當代台灣「女兒」、「女性」在家庭的角色，揭開那些理所當然的期待，如何造成長女症候群，讓她們在家庭與職場，總是成為過度承擔的人。以下為原書摘文：
長女的社會性意義
長女，作為家中第一個出生的女性，有其特殊意義。即使是重男輕女的家庭，也不一定所有女性都被賦予照顧家庭、分擔父母壓力（甚至是情緒壓力）的責任。這樣的角色，幾乎落在長女身上。這樣的情形，也多半發生在農工階級。
傳統農業社會需要大量勞動力進行農作，在這樣的背景下，男性相對女性是更重要的勞動力，農村的女性多半在家中照顧家庭。雖然女性在農作中也扮演了補充勞動力的角色，像是插秧、種植蔬菜、養雞鴨等工作，但農作還是以男性為主，其他附加的農忙工作，雖然有其必要性，但比較不被賦予重要的地位。
進入工業社會後，男性的工作多半為體力勞動的重工業，而進入工廠的女性，則多為紡織、組裝等輕工業。農工家庭中，會將排序較前的女性放入勞動市場，賺取更多家庭所得，原有的農忙家務，則由家中其他女性接手。
那些進入工廠的長女，她們的所得多半回饋給家庭，不只用來拉拔家中男性，更應該說是拉拔家中所有孩子，讓他們得以接受比較好的教育。而當家中經濟負擔告一段落時，長女通常因為學經歷不高，在工作、婚配上擁有較少的選擇，容易複製原有的家庭狀態。
這些出身藍領家庭的長女，透過成長經驗形塑的自我認同，是以貢獻家族利益為優先。在這樣的教育下，無論已婚或未婚，也不論教育程度高低，她們都會想方設法援助家庭，使弟妹過上更好的日子。
藍領家庭的長女多半比其他手足的教育程度低，她們很早就出社會工作。很多討論都強調，女性在取得經濟自主權後，能夠捍衛自身權益，但在重男輕女的父權體制陰影下，這些女性的經濟能力，多數只用來補充家族在經濟上的不足。
學者龔（Lydia Kung）在台灣從事田野調查的結果顯示：「離家工作未必帶給單身女工獨立與自主，她們仍然面對婚姻、孝親的壓力，薪資多用來滿足父母、兄弟的財務需求。」
出嫁的女兒必須兩面討好
長女的特殊境遇也是父權社會的產物。工人階級研究顯示，孩子經常作為家中財產的展現。傳統家庭中，女性在未出嫁前的功能是照顧弟妹、料理家務、出外賺取收入補貼家裡，然後出嫁。因此，能不能嫁出去，成為一種價值評斷。
在我接觸到的經驗中，很多長女早早投入勞力密集為主的工作，環境多為女性，鮮少有男性成員，因此相較於家中其他順位的女性，長女多半較難透過自由戀愛找到對象，她們沒有環境，也沒有時間。
胡幼慧在《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研究中指出，傳統中國家庭中，父母與女兒的關係既暫時又微弱，出嫁的女兒已是「別人的」。類似的觀察，也可從白居易的詩作中讀到：「拜別高堂日欲斜，紅巾拭淚貴新花。徒來生處卻為客，今日隨夫始是家。」詩中描述女性出嫁後，她在原生家庭的角色就從家中的女兒變成嫁出去的客人，以後丈夫的家才是她的家。
由於出嫁的女兒在娘家只是客居狀態，導致女性必須兩面討好，討好夫家讓自己能夠安身立命，也要持續討好娘家給自己一個「後頭厝」，如此才不會被看不起，也向夫家彰顯自己還是有後盾的。
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女性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也動搖了傳統家庭的想法與做法。蔡沛婕在〈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研究中，分析了台灣女性地位及職責的改變，並引用研究發現，台灣都市內中等以上教育程度之職業婦女，「不論婚前或婚後，往往都竭盡所能將所得拿來幫助家庭生計、幫助兄弟姊妹升學甚而資助兄弟創業」。
這也印證了縱使女性擁有經濟能力，或是已經脫離原生家庭，很多女性還是會在經濟上挹注原生家庭，或是在原生家庭需要時伸出援手，來為自己鋪一條後路。
援助原生家庭，就像買護身符
希望自己若在夫家遭受不合理待遇，甚至要商議離婚時，娘家的人可以相挺，或可把娘家當作退路。這樣挹注原生家庭的方式，就像買個護身符一樣，但並不能真正獲得保障。我觀察到更多的是，若長女不提供協助，反而會招致原生家庭的怨懟與漠視。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姑姑們很早就結婚了。婚後，她們常常邀請其他兄弟姊妹的孩子一起去玩，逢年過節的禮品也從不缺席；就連阿公生病時，她們也會抽空來幫忙照顧。阿公過世後，留下了一筆包含田產、房產以及存款的遺產。照道理說，所有小孩皆有繼承權，阿公也未留下遺囑說只留給我父親。
然而，在討論遺產歸屬時，原本緊密相連的爸爸與姑姑們，分別站在桌子的兩側，而爸爸只說：「我是家中的男生，阿爸留下來的遺產，按照往例應該都是我的。法律是法律的規定，在我們鄉下，就是沒有女生回來分家產這條法律。如果你們想要像讀書讀到頭殼壞掉的孩子說的一樣，覺得女生也有權力分家產，我也會分，但是你們也要知道，分了，以後就沒有娘家了。看你們怎麼決定。」
接著，爸爸跟叔公們坐下來，而從來都有話直說、維護自己利益的小姑姑，在那一刻，也在大姑姑的眼神暗示下，喃喃自語地說了一段話，然後就沒有了，沒有要分家產，也沒有要爭取權益，因為對她們來說，有娘家，比什麼都重要。
而我們這群孩子在學校受到的進步教育，回到原生家庭裡，成了讀書讀到頭腦壞掉的象徵。因為我們跟傳統社會的想法有出入，縱使法律保障女兒的權益，也不見容於傳統社會。
（本文摘自／長女病：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游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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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優活健康網》，原文為出嫁的女兒就是「別人的」？台灣女兒的共同困境：兩面討好才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