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性東／崑山科技大學系主任
公平的民調是讓不同社會結構的民意被真實看見，民主政治高度依賴民意調查，但民調本身也必須接受科學檢驗。當民調設計無法反映社會結構變化，所得出的數字可能不再是真實民意，而只是制度設計造成的結果。近期關於新竹縣長初選民調是否應將竹北市分為兩區調查的討論，看似技術問題，實際卻涉及更根本的議題：當一座城市內部已經出現明顯的社會結構差異，民調是否仍能將其視為單一母體？
竹北是台灣人口成長最快的城市之一。過去二十年間，新竹科學園區與高鐵特區帶動大量人口移入，逐漸形成典型的「科技城市人口結構」。這樣的人口組成有幾個特徵：科技業工程師比例高、外地移入人口多、整體年齡結構年輕、雙薪家庭比例高，以及高度通勤型的生活模式。
在這些新興社區之外，竹北仍保有歷史悠久的客庄聚落與傳統在地社區。也因此，在同一個行政區其實並存兩種社會：一種是長期形成的在地傳統社會，另一種是快速崛起的科技新市鎮社會。政治學研究指出，當人口結構改變，政治議題偏好、政黨支持結構與投票動員方式也可能隨之改變。換言之，竹北早已不是單一的政治社會，而是兩種政治文化交會的城市。
如果只是社會觀察，或許仍有討論空間，但制度本身其實早已做出判斷。在立委選區劃分中，新竹縣被劃為兩個選區，竹北市正分屬於不同選區。此外，中央選舉委員會在2025年通過選區調整方案，將竹北市議員選舉區分為東、西兩區，並以鐵路為界。官方理由十分明確：竹北人口快速增加，東西區發展差異明顯，必須透過選區調整更合理地反映民意代表性。
換句話說，從立委到議員選區，制度都在傳達同一個訊息：竹北是一座內部結構已經分化的城市。當選舉制度都承認城市內部差異時，如果民調仍將整個城市視為單一母體，反而可能造成制度上的失真。
這種現象其實並非竹北獨有。在台灣都市政治研究中，學界常提到「新市鎮效應」。例如新北林口、桃園青埔、台中七期與台南高鐵特區等地，都因大量新移入人口與年輕家庭聚集，形成與舊市區不同的社會結構與政治行為模式。竹北高鐵特區與周邊重劃區，正是台灣最典型的新市鎮之一。
另一方面，民調實務常見的問題其實不在抽樣，而在回應率差異。科技業雙薪家庭、通勤居民或新興大樓社區住戶，往往較少接聽陌生電話；如果某些社區接聽率較低，即使抽樣名單涵蓋，最終完成訪問的樣本仍可能集中特定區域。因此，民調真正的問題不只是抽到誰，而是誰願意接電話。
當城市內部差異顯著，統計學最常見的做法是採取「分層抽樣」，先依社會結構將母體分成若干區塊，再在各區塊內抽樣。這樣可提高樣本代表性，也能降低估計誤差。相反地，如果將高度異質的城市視為單一母體，反而更容易低估或高估某些群體，形成系統性偏差。
民主制度之所以需要民調，是因為我們相信科學方法可以更接近民意。但當城市結構已經改變，民調設計仍停留在過去，得到的結果就可能不再是民意，而只是制度誤差。竹北分區調查，不是為了改變選舉結果，而是為了避免結果被結構性偏差扭曲。
因此，竹北分為兩區進行民調，其實是符合統計原則的合理設計。分區並不是政治操作，而是一種必要的統計校正。真正公平的民調，不是讓制度看起來整齊一致，而是讓不同社會結構中的每一種民意，都能被真實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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