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乃彰／蕭中正醫療體系營運長
2026年伊始，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華府的政治氛圍中，就瀰漫著一種混合了凱旋勝利與不安的氣息。隨著1月初美軍在委內瑞拉成功拘捕了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以及隨後2月底針對伊朗領導層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包括對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的擊殺，國際局勢持續被推向一個極具張力且複雜的階段。
有關美國和以色列是否應該對伊朗動武的辯論，往往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一方認為任何軍事行動都可能立刻引發災難性升級，而另一方則認為，只要災難沒有立即出現，就證明強硬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兩種判斷方式都過於簡化，沒有發生最壞的結果，真的能與軍事戰略已經成功劃上等號嗎？
早在2020 年，在美軍擊殺伊朗聖城軍（Quds Force）指揮官Qasem Soleimani之後，美國國內出現了強烈警告。有人認為此舉可能會引發全面衝突，甚至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事實證明，這些極端的預測並沒有成真，雖然伊朗確實有對美軍基地報復性的發射了飛彈，但衝突並未因此而擴大。隨後的幾年內，伊朗重要的代理勢力黎巴嫩真主黨，也遭到到以色列一系列的精準打擊，其領導層受到嚴重削弱，並使以色列北部邊境地區一度維持相對的穩定。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委內瑞拉，當美國在今年1月3日採取軍事突襲行動，成功迅速拘捕總統馬杜羅時，不少評論都預測此舉將引發區域性的激烈動盪。但結果並非如此，不但整個行動沒有造成任何美軍喪生，委內瑞拉政府也開始釋放部分政治犯，並對外資顯示更開放的態度，最悲觀的預言和最壞的情況並沒有發生。
從這些事實似乎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為美國已經找到一套低成本且可複製的「斬首式外交政策」。但這是一種危險的誤判，即使沒有出現最壞的結果，只能說明風險沒有立即爆發，並不能證明戰略本身已經成功。這一點在當前的伊朗局勢中最爲明顯，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領導層所發動的攻擊，造成最高領袖哈米尼和許多名高層官員被擊殺，這一行動無疑將改變中東的權力結構平衡，雖然目前論定其後果仍為時過早，但地區矛盾激化、代理戰爭衝突加劇、恐怖活動升溫、以及國際能源市場的波動，在未來數月甚至數年內會逐漸浮現。
所以即使美軍再次展現了精準的打擊能力，但隨之而來的連鎖反應，卻已讓戰略成功的說法顯得不正確。最直接的衝擊發生在全球的能源動脈，波斯灣口的荷姆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伊朗採取了不對稱報復，透過無人機與水雷封鎖航道，造成荷姆茲海峽的航運嚴重受阻，全球油價和能源市場波動加劇，這正是戰術勝利後未能預見的經濟反噬。
而面對海峽航運受阻，美國要求世界各國出動軍艦協助護航，組成類似過去守護者行動的聯合護航艦隊，希望能分擔美軍在軍事行動與財政上的壓力。然而現實卻給了華府一記悶棍，法國、德國等傳統歐洲盟邦，對此次單邊軍事行動持保留態度，拒絕配合出動軍艦，避免被捲入更大規模的區域戰爭。 即便是在亞洲依賴中東能源的國家，也因擔心觸怒地區局勢，而在護航要求面前也顯得相當遲疑。
其實企圖將外交政策建立在短期結果之上，正是美國和西方國家過去反覆犯下的錯誤，歷史證明這種短視的代價不菲。在1953 年，美英支持並由CIA策動政變，推翻了當時伊朗的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短期內確實換來一個親西方政權，當時的決策者也陶醉於短期的戰術成功，但卻未曾預見這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埋下了多麼深沉的社會怨恨和反美及反西方的對抗。美國對拉丁美洲各國在 20 世紀的多次外部軍事干預，所遺留的政治後遺症和反彈記憶如今猶存。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軍事力量在外交中毫無作用，相反地，美國的軍事能力依然是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問題是在於單靠軍事手段，只能達成有限的政治目標。如果缺乏明確的終局設計和配套計劃，再精準的打擊也可能只是下一輪不穩定的開端。
美國及西方盟國從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中得到的慘痛教訓是，軍事勝利並不等於是政治上的成功。透過精準攻擊所達成的政權更替，如果忽略了政治目標與軍事行動之間的一致性，當政治目標模糊時，軍事行動很容易變成沒有終點的泥沼。這種情況發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同樣可能出現在今天的伊朗和委內瑞拉。
另外軍事上的成本問題也不能被忽略，即使美國擁有壓倒性的軍事能力，但是要長期維持高強度的軍事部署、持續攔截來襲的飛彈與自殺式無人機、不斷補充消耗性武器系統和物資，都意味著巨大的財政壓力。每一次新的軍事承諾和行動都必須考慮機會成本，尤其當中國在亞太地區持續擴張其影響力時，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資源的分配變得更加關鍵與敏感，例如駐紮在韓國的美軍和防空導彈系統，就有可能要移防到中東地區因應戰局的變化。
還有一個是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遵守與依循。雖然國際法並不完美，聯合國也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但仍然是構成全球秩序的重要基礎和共識，以及防止世界墮入強權叢林法則的防線。因為如果軍事強權可以在缺乏明確法律框架的情況下，自行決定何時何地移除他國的領導人，那麼其他國家也會採用同樣的邏輯，在不顧國際法律的責任下，以軍事手段來塑造自認最佳的新國際秩序。
所以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認或否定某些軍事行動在短期內產生的效果，而是這些行動是否有清晰的戰略、外交、與政治的目標。成熟的政府決策應該考慮幾點，第一，需要足夠的軍事力量來維持一定程度的威懾、第二，軍事力量不能替代外交與政治制度的建構和談判、第三，任何行動都要以長期的戰略佈局為目標，而非追求短期的軍事勝利。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政治與外交政策中最昂貴的錯誤，往往發生在一個國家過早相信自己已經贏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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