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1949年隻身流亡來台，那時他才19歲。因為生活的磨練，讓他擁有很敏銳的觀察力，在敘述自己的經驗時，聆聽者總能很自然地感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變化。他生前接受訪談時，提到自己從上海到基隆那段死裡逃生的過程：
「當時上船真是一場生死決鬥，船上水兵丟下繩梯，碼頭上的人即使有船票，也不見得能爬上去。那時我年輕力壯，上了甲板才發現，船都離開岸邊了，還有士兵丟了槍，游泳來攀爬，也有爬到一半沒力氣摔進海裡的。岸邊發現船已開動，自己被遺棄的士兵，竟然對著船隻開槍洩憤，還在攀爬的士兵就成了替死鬼，像下餃子一樣的一個一個落入海中，鮮血染紅了海面。戰亂真的是可怕，但很奇怪的是當時年輕，什麼也不怕，還覺得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也不錯啦！大家都嚇得躲入船艙，我卻站在甲板上看熱鬧。」
至於到了台灣，也就是在基隆一上岸時，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他說：
「印象最深的就是這裡的人跟大陸上的人不一樣。之後我去了好幾個縣市，這種感受更強烈。對方不用開口，我就能看出他是不是省外人士（注：當時還不稱為外省人，一般本地人口語則說是唐山人）。從大陸來的人無論男女，眼裡總帶著或多或少驚恐的神情；但本地人所經歷的戰爭只是轟炸，根本不知什麼是逃難，所以眼神感覺起來就是安逸。二十多年後退出聯合國、中南半島赤化、中美斷交，每當新聞一出來，我就又會發現中年本省人與外省人這種眼神上的差異。」
回顧1940年代的台灣，雖被二戰與中國內戰波及，被美軍轟炸過（不及日本四島與琉球慘烈），有惡性通貨膨脹（不及中國慘烈），有二二八之後的血洗清鄉（不及中國的土改鎮反），尤其是沒有老子所說的：「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船一平安抵達基隆靠岸，就像是到了天堂一樣，完全符合父親描述1949年剛抵台時的經歷與感受。
其實1940年代的氣象知識與造船技術，讓從日本或中國渡海到台灣的這段旅程，不會再有清朝閩粵人民渡過黑水溝的風險，上了船幾乎就等於到了台灣。然而就在這十年裡，也出現過兩次「渡台悲歌」。第一次是日治時期1943年由神戶航向基隆途中，被美軍潛水艇發射三發魚雷擊沉的「高千穗丸」，第二次則是戰後1949年從上海載運大批逃難來台乘客，在舟山群島海域的白節山附近，與貨輪「建元輪」相撞沉沒的「太平輪」。就如政大台史所戴寶村老師所說：
「高千穗丸海難發生於日本統治台灣末期的太平洋戰爭尾聲，太平輪事件則發生在中國內戰大撤退環境下兵荒馬亂之際，船難事實在當時都遭到統治當局的掩蓋打壓。戰後國民黨政府實施以中國史為正統的歷史教育，亟欲抹滅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代的史實，而對於在國共內戰中失利而敗逃的歷史，更不能在以反攻復國為口號的時代中被提及，當事人與遺族更在禁忌年代中噤聲，隨著跨越世代造成記憶斷裂。」
這兩次重大船難的出發地點雖不同，目的地卻都一樣是基隆。兩艘到不了基隆的船－－高千穗丸與太平輪，不但喻表著台灣的時代變遷（日本的撤離與中國的流亡），也是台灣人移民、殖民和戰爭記憶的一部分。2005年電影《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與2015年電影《太平輪》，透過視覺影像或電影情節，比口語或文字更具體且普及傳達了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珍珠港之後，美軍開始實施西太平洋與南中國海實施潛艇封鎖作戰，日本船自此成為美軍攻擊目標。
1943年3月19日，高千穗丸由門司航向基隆的途中，在基隆外海彭佳嶼東北方，遭美軍潛艦Kingfish（SS-234）攻擊後沉沒，包括船客和船員在內，罹難者共844名。3月24日，遞信省公布高千穗丸遇難。當時是太平洋戰爭日軍戰情由勝轉敗的初期，因此內台兩地官方統一口徑，要藉此船難激發台灣人民與內地一樣，對英美盟軍產生同仇敵愾的氣氛。例如戴寶村老師引述當時《台灣日日新報》報導：
「敵方的這種卑劣行徑，不僅未能造成我一億國民戰意的喪失，對於絕對要戰勝鬼畜英美敵人，非加以擊垮誓不休的決意燃熾得更加旺盛。」
除了宣傳鬼畜英美敵人的罪行，《台灣日日新報》也報導了海難倖存者及遺族化從軍報國，化悲憤為力量的具體行動。例如倖存者造橋庄人謝開麟，在東洋大學畢業前放棄學業，志願申請加入第二次陸軍特別志願兵。另外罹難者太平町茶商曾仁超，四個兒子裡長子曾文謙加入海軍志願兵，次子曾文顯則加入陸軍幼年學校。
日本政府對船難不但沒有緊急救援，還派人對罹難者家屬實施言論箝制，不准對外張揚，也沒有補償，反而「喪事當喜事辦」的用來鼓吹台籍倖存者及遺族參軍，這就是二戰時期台灣人的處境。戰後國民政府治台，四年內因內戰失利而流亡至此，1949年初上百萬中國人的恐共大逃亡，也就是以太平輪船難揭開序幕。
太平輪是戰後上海中聯企業公司向太平洋船務公司租用，排水量2,489總噸的豪華客輪，中聯是由大股東周曹裔與龔聖治、馬世燧、周慶雲與蔡天鐸（蔡康永之父）等一群寧波同鄉集資興辦。1947年國軍四處潰敗，太平輪成了大批難民用金條或靠人際關係，得以登船逃離中國的重要交通工具。
1949年1月27日（農曆除夕前一天）夜間，太平輪搭載「最後一批」約1000乘客（無票者約300人無法計數），從上海市開往基隆，途中為逃避宵禁而沒開航行燈，在舟山群島海域的白節山附近與由基隆出發的建元輪相撞，932人因天寒而凍死或溺斃，被澳大利亞軍艦救獲35位，另有舟山群島漁民陸續救起的未記名人員，總計生還者約有50人左右。
位於基隆，由于右任所題的「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
船難之後四個月上海即赤化，太平輪投保的華泰保險在出事後立刻宣布倒閉，中聯無力賠償，國共雙方的法院也無可奈何，罹難者只能自認倒楣。1951年在基隆港東10碼頭，設立了由于右任題字的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但碑上並無罹難者姓名及其他文字敘述；且因設於海軍基隆後指揮部營區內，家屬獻花致祭還需先行文向軍方申請，想遷至中正公園或民眾能廣為接觸的適當場所，政府也不同意。1940年代這兩艘到不了基隆的船——高千穗丸與太平輪，象徵20世紀版的渡台悲歌。我們能活在這些罹難者永無機會登陸的寶島，又是何其有幸。怎樣擺脫「帝國」與「黨國」的天朝桎梏，轉為從「人民」的角度來重建這兩段歷史？就讓我們一起來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