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 楊舒晴; PHOTO / Sotheby’s;
與相隔近百年的時光遙望，殘留於蒸氣酒杯上的斑駁唇印，模糊著情愛、酒精、眼淚與槍鳴的時空聲響。藤田嗣治，巴黎畫派群像裡的唯一東方面孔，以筆桿在畫布上對「乳白色的裸女」親吻遊走，帶著電光火石的氣魄，直直撞進巴黎的絢爛與蒼茫。再多耳鬢廝磨的酒吧傳說與奇人軼事，驀然回首，都在染著菸香的泛黃時間裡被無情沖刷，收編進鑲金的高貴史冊，蒙上一層歲月的塵埃。
1886年出生於東京旺族的藤田嗣治，自幼在日本軍醫總監父親藤田嗣章望子成龍的目光下，接受嚴苛的教育，期望他能繼承名門醫家的血脈。然而，14歲的藤田嗣治卻鄭重地寫了一封信，並以令人會心一笑的郵寄方式，轉交至同一屋檐下的父親手中，信中寫到：「我想成為一名畫家，請讓我做我喜歡的事，我一定會成功給您看的。」這位失望的父親當時怎知，他不小心在1913年遺失在巴黎的兒子，即將以一種與現代醫學踩著逆向油門的秩序與悖德，在畫布上畫下連衣衫襤褸的醉漢與妓女站在當前，都變得輕聲細語、穿著得體的傳奇畫作。
偷渡寂寞與狂歡的巴黎畫派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蠻橫與絕望，在巴黎聖母院清脆的鐘聲洗滌下，使每條街道迴盪著母性垂憐下的寬容。流離失所的異鄉人、醉漢與歌妓，在午夜的酒吧裡偷渡著他們的狂歡與悲傷。整座巴黎儼然成為孤獨靈魂集體取暖的熔爐，有著包容不同身分文化相異之處的雅量，使異鄉人在巴黎獲得了決定性的重生。在大文豪海明威眼中，那時的巴黎是一場巨型的流動慶典，來自不同文化之境的藝術家，都彷彿嗅到了美學迸發前夕的煙硝味，懷著極大的野心裝扮前往。當時的知名記者安德烈華諾（Andre Warnod,1885-1960）嗅到了這場不平凡的味道， 1925年1月27日出刊的《喜劇》（Comedia）雜誌，在安德烈的振筆疾書下─「巴黎畫派」一詞，成為首次出現於世界藝術潮流，日後橫掃古今的命名。這種全然「地方性」，而非以特定藝術風格為核心的命名，使這些畫家得以在群體之中，仍能保留個人特質。如果藝術是他們的共同語言，「巴黎」就是教導他們在口拙之中發出艱深音節的母親。藤田嗣治就是其中一位，唯一來自東方世界，卻能闖入西方近代美術史的東方騎士。
1913年，初到巴黎的藤田嗣治，搬進了房費較為便宜的蒙帕那斯區。窮困潦倒又操著一口日式破法語的窘境，使得他在巴黎舞會的喧囂之外望穿秋水，導致手中的畫作乏人問津，甚至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發生燒畫取暖的悲劇。或許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心相惜，藤田嗣治逐漸和畢卡索、莫迪里阿尼、基斯林與蘇丁等巴黎的「異鄉客」們熟識深交了起來。這場因孤獨而生的把酒狂歡，反而讓他透過自身的「異國情調面孔」，使窮困的人生正式開始滲進了巴黎名人文化聚會的酒精與女人香。
乳白色肌膚神話
協助藤田嗣治參透女人香頌之謎的兩位巴黎謬思，其一是當時在蒙帕納斯最著名的模特兒琪琪（Kiki），其二則為藤田嗣治的前妻小雪。蒙巴納斯人眼中的性感啟蒙，是從琪琪大衣下面的紅色裙擺開始的。琪琪對於蒙巴納斯時代的主宰，遠遠超越了維多利亞女王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主宰。當她第一次進到藤田嗣治的畫室裡，褪去了那件媚惑的大衣，裡面可是什麼都沒有穿，紅色裙擺不過是兩片裝飾而已。從此以後，琦琦以豪放不羈的迷人形象，成為了藤田嗣治最初的裸女畫謬思，最後更統治了當年每個巴黎畫家的畫布。
1923年，一個對藝術一無所知、膚色白淨如雪的少女露西（Lucie Badoul），帶著一顆好奇的心，走進了羅童德酒館。此次，劇本以一種戲謔的運鏡翻轉過來，露西一眼看上了漫不經心、不修邊幅的青年藤田嗣治。觸電後的少女，為了停止面對愛神時的顫抖，連灌了自己六杯酒，才鼓起勇氣向旁人打聽這位穿著奇裝異服，卻又使她神魂顛倒的東方面孔。然而，就在少女兵荒馬亂之際，藤田早已消失在酒館的喧囂裡，留下來不及把嘴巴閉起來的露西。從此以後，露西日夜追尋著這位畫家的下落，甚至請人做了藤田的肖像素描，並四處轉告她的尋人啟事。終於，在一位好心人士的帶領下，露西直接來到了藤田嗣治的畫室。藤田嗣治用日本民族的禮貌，客氣地送了少女一把命運的日本扇子，當他們一同重返那間羅童德酒館時，藤田已親密地稱呼少女為「Youki」，日語為「小雪」之意。藤田嗣治與小雪的愛情進程，從相識走向婚姻，乃至小雪最終的始亂終棄，正巧都是激發藤田嗣治全力繪製裸女畫的巔峰歲月。
異鄉人的浮世繪懺情錄
每當步出飄散著香水與唇印的浮華派對喧囂，在畫室裡孤獨凝視著畫布裸女的藤田嗣治，銳利的眼神宛若伺機狩獵的豹。那些被千古藝術家在畫布上反覆歌頌的裸女，像玫瑰的刺，一次次在藤田嗣治對藝術不安於室的心跳中扎下躁動。這位表面上玩世不恭的畫家認為，日本人即使是踏進西方世界，也必須在西方油畫之中，保存日本人的骨血。他以儀式般的可靠咒語，將滑石粉在畫布上悉心塗抹出如絲絨般神聖的光澤，更在畫布上與西方藝術的日落分道揚鑣，以日本人的筆、日本人的墨，溫柔緩慢地在紙上運行著東瀛世界的溫柔，透過浮世繪般纖細靈活的描線與「暈色」技法，為裸女鋪上一層暖灰的迷霧。為了勾勒出吹彈可破的潔白肌膚色調，藤田嗣治甚至把牡蠣殼磨成粉，調製進顏料中，讓人聯想到純淨透白卻尚存餘溫的東方白瓷。這場象徵東洋美學入主西洋強勢領土的反攻，立即攫獲西方人的目光與讚嘆，就連當時聲名顯赫的名畫家畢卡索都沉醉其中，在藤田嗣治的第一次個展上，屏氣凝神觀摩其畫作長達3小時之久而不捨離去。
被日本遺棄的孩子
1940年五月二次大戰期間，德國開始發動攻勢，且戰火一路波及到法國。同時，日本也籠罩在亞洲戰事的愁雲慘霧之中。藤田嗣治在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任命為「軍方畫師」，以旁觀者的視角見證了整場戰事。他在這段期間創作的整批戰爭畫作，詳實記載著大戰場景，甚至是殘酷的處決現場。從1942年以降的作品《新加坡的亡落》便呈現出某種寫實入骨的戲劇性。直到名作《阿圖島最後戰役》的誕生，藤田嗣治筆下所描繪的非但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兩千五百名預備軍人與美軍交戰的垂死之役。
這批在大戰時廣為流傳的戰爭宣傳原畫，在東京大爆炸與廣島長崎原爆後，隨著日本升起的白旗一同被美國政府發現。美軍大舉搜索了日本各大高級旅店，尋找藤田嗣治的下落，最後卻以充滿傳奇色彩般的結局，循線在一座偏僻的小村落裡，找到了藤田嗣治與妻子。消息傳出後，昔日對藤田嗣治讚譽有嘉的《朝日新聞》遂出現了藤田嗣治是敵軍叛徒的論戰報導。這位昔日畫作被眾人供奉在雲端之上的畫家，竟在一夕之間從聖殿墜落，在此起彼落的背叛者叫罵聲中，嚐盡不為外人知的苦楚。藤田嗣治於1950年傷心離開日本祖國，重返巴黎，取得法國籍。臨走前，他拋下了心碎的話語：「是日本拋棄了我，不是我拋棄了日本」。
藤田嗣治
巴黎畫派唯一的東方畫魂，將東洋美學強勢滲透進西洋藝術史，代表作為乳白色的裸女系列畫作。在世時便已成名，從過世後的半世紀直到現在，名氣仍舊居高不下，成為中西藝壇指針的重要代表人物。
（全文詳見雅趣雜誌2017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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