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眼神將」擔任媽祖的前導！假裝．變裝文化起源於中國的商周時期，與這個宗教儀式有關...

玉玉山社出版公司 2018-05-07 09:45

假裝．變裝文化的展開

假裝、變裝或是廣義而言的「變身」，可謂人類獨特的一種文化行為表現。穿著及裝飾始於原始時期，民俗學者柳田國男認為，穿著衣物導致人類失去體毛，衣服的出現至普及，約略可細分出護身、舒適、美觀3階段而論。第一階段是透過衣物遮蔽要害、保護身體，其次藉由取自動植物的衣料維持更好的身體狀態，譬如伴隨著氣候變化以避寒保暖，第三種衣物追求視覺美觀並藉此作為身分的象徵。其中，頭飾、化妝、裝身物在人類文明發展上甚早出現，在古埃及、希臘考古發掘現場便有大量化妝用具、裝身物出土，如同衣物一般，這些用品都可視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人類運用不同的物件裝飾身體各部位，在造型、色彩運用下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的裝飾手法，作為社會、日常、宗教等各種生活環節的體現。

變裝文化可說是前述衣著、裝身物、化妝等人類的裝飾過程中，進一步衍生的做法，其行為表現背後蘊含著裝飾、象徵的性格。「變裝」是透過衣著、裝身物、化妝或戴面具等衣飾物件的變化，來改變裝扮者人格角色形象的一種做法，台灣民間傳承了為數眾多的假裝民俗，譬如扮演千里眼神將擔任媽祖的前導，畫大蝙蝠臉穿白衣手持魚枷、火籤裝扮七爺，擔任城隍爺、王爺駕前護衛的家將等。變裝的信眾透過化妝、衣著、道具，將自己轉換成祭典中的神明部將。如此利用面具、衣物、化妝等手段變身為神佛、兵將的做法，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地。假裝變裝的效果最主要追求視覺形體上的改變，利用裝扮變身營造不同的形象外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台灣民間傳承了為數眾多的假裝民俗，譬如扮演千里眼神將擔任媽祖的前導，畫大蝙蝠臉穿白衣手持魚枷、火籤裝扮七爺，擔任城隍爺、王爺駕前護衛的家將等。

假裝的歷史演進涉及到不同國家、地域、民族等各自的文化發展、風土環境，其呈現的樣貌相當複雜龐大，本章僅擇台灣及其周邊相關文化脈絡進行初步考察。「假裝文化」於東亞一帶的發展歷史久遠，早在古代中國的商周時期，即出現「打鬼」之稱的宗教儀式，這種由巫戴上兇惡假面扮神鬼來驅除惡鬼的做法，可謂儺文化的源頭濫觴。

在《書經》、《周禮》等經典中，可見扮熊四目的方相氏之說。而「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這段出自《周禮．夏官》的描述，具體呈現以毛皮披身、臉覆假面、手持道具等假裝做法所形塑的方相氏扮相。方相氏是周代儺儀禮中最活躍的角色，如此假裝形式的傳承樣貌，於《續漢書》、《隋書》也延續黃金四目、蒙熊皮、著假面等做法。《樂府雜錄》寫下「驅儺五百，小兒為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驅儺」，說明當時透過衣著、面具等假裝進行驅儺。如此運用各式道具假裝的做法，散見於中國歷代典籍，假扮的對象也非侷限於方相氏，還可見十二神獸、鳥類、魌頭等角色，其功能多集中於宗教儀式，也就是透過假裝神鬼展開驅儺祭儀。

方相氏驅鬼追儺之風，從商周兩代發軔至漢代蓬勃，假裝民俗伴隨著宗教功能持續傳承而下，宋代可謂儺文化部分內涵的轉變期，民俗藝能學者諏訪春雄指出這時期方相氏的傳承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宮中散樂所屬的優伶、樂人戴假面扮鍾馗、門神、灶神等做法，這樣的改變即是儺儀朝向戲劇化的轉變。日本假裝的傳承由來，可上溯至史前階段的繩文、彌生時代，根據考古資料顯示，當時已出現人獸造型的假面，而在5世紀古墳時代的出土發掘，更透露出當時人類已在臉部塗顏料進行假裝。根據《續日本紀》記載推測，文武天皇當政年間（683-707），曲藝、歌舞、器物等藝能文化相繼傳入日本列島，特別是古代中國儺儀假面傳統，約在平安時代（794-1185）成為當時宮廷祭祀的一環。

從中國傳入的儺儀，在陰陽道與在地文化的影響下，逐漸產生變容，如原本追儺中屬於無形的邪氣、災害之表現，在受到日本文化對於鬼怪賦予的牛角、虎牙等刻板形貌影響下，產生今日所見的高大壯碩、虎背熊腰的鬼形象。再者，陰陽五行之說也間接反映於金色的四眼方相氏，或是分別呈赤、青、黃、黑等膚色的鬼怪身上。自平安時代以來，追儺儀式大致先由人戴上面具扮鬼，再由追儺師、法師等人物手執桃木弓箭擊射，象徵驅邪除穢，趕走鬼魅。只不過這種追儺儀式的基本型態，實際發展到室町時代至江戶期間，民間開始流傳以豆子丟灑鬼目即可達到驅邪除厄之說，並隨著時間積累，逐漸獲得擴散，進而成為至今日本民間節分時節共通的歲時活動。中國儺儀的傳入，除了充實日本宗教祭儀的內涵，其藉由戴假面持物的假裝民俗，也豐富了日本民間人扮神鬼，或透過物件改變形象的行為模式。

日本列島上的假裝民俗，可說有相當大的層面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不過一方面屬於日本人固有文化下的民間傳承也不容忽視。人為何要假裝？假裝的功能目的為何？以及變裝的行為模式為何？譬如中國儺儀的方相氏是為驅邪避凶的鬼神，然後假裝變裝的功能，除了宗教祭儀的驅邪及藝能曲藝角色的形塑，在耳熟能詳的日本民間繪卷《鳥獸人物戲畫》中，亦可見疑似人物假裝的畫面。《鳥獸人物戲畫》完成於12 世紀到13 世紀的平安時代末葉，這套繪卷共分成甲乙丙丁四卷，各卷分別以擬人化的方式描畫如兔子、猿猴、鹿、青蛙、牛馬、山羊、玄武、麒麟、青龍等題材。圖繪採用白描畫風，極生動地呈現戲謔感十足的人物表現。除了可稱為日本漫畫元祖之外，將動物擬人化的表現手法，就假裝民俗的傳承發展而言，亦有重大的意義。假裝的概念是人透過物件裝扮轉化原形，呈現神鬼、動物等欲表現主題的形貌，擬人法則是透過圖像、文字，將原屬非人的事物形塑成為人像。更何況《鳥獸人物戲畫》描繪的內容，與其說是宗教祭儀，不如說透過戲謔的畫面來諷刺時政，這點顯示擬人的反向假裝議題，已不同於方相氏儺儀等史前以來的假裝性格。

除此之外，《百鬼夜行繪卷》也是世人熟知的一幅繪卷，比起《鳥獸人物戲畫》選擇的鳥獸動物，《百鬼夜行繪卷》顧名思義是以鬼怪為主題，但是描繪的人物並非單純的人物造型，而可見琵琶、草鞋、破傘、琴、笙、扇子等物品的擬人化。介於人類與器物之間的造型充滿這幅繪卷，器物妖怪化所變化的風貌，更接近假裝變身的行為。這幅繪卷最具代表性的原件為京都大德寺真珠庵所收藏，這幅16 世紀之作至今已傳承多種版本，是頗具民間影響力的繪卷佳作。至於《蝶々踊り図巻》這部繪製於1839 年（天保10 年）的民間繪卷，出現一群打扮成動物、昆蟲、水族、神仙等造型的人物，畫中人物呈現集團性的舞蹈畫面，滑稽的扮相配合著手舞足蹈，呈現又瘋狂、歡樂、奇怪的變裝氛圍。這種繪卷題裁的出現，當然跟江戶後期民間信仰發展有關，我們從假裝民俗的角度觀之，似乎這幅《蝶々踊り図巻》所反映的正是有別於宗教祭儀的假裝變身行為。以上綜合而論，假裝民俗的傳承軌跡從具宗教祭儀性格、孕育於東亞上古的儺儀，在歷史傳衍下，構成一股龐大的儺文化架構，成為今日台灣家將文化發展重要的根源。在另一方面，日本列島在固有的假裝、假面民俗基礎下，也受中國文明傳來的儺儀影響，進而衍生出今日逢節分於各地流傳的追儺祭儀。

再者，假裝民俗於史上的傳承樣貌，也因部分成為繪畫題材，讓今日對日本過去曾出現的假裝民俗有多一點的掌握。擬人風格的《鳥獸人物戲畫》、《百鬼夜行繪卷》提供人們對變裝、假裝的想像，至於江戶末葉出現的《蝶々踊り図巻》這幅描繪民眾假裝狂熱戲謔的畫面，透過圖繪資料解讀與歷史推演的解讀，顯示日本民間傳承的假裝除了儺儀系統的宗教祭儀外，還有另一面充滿民間戲謔歡慶氛圍的假裝形式，這也是東亞地區人們扮裝變化身分另一股可能的型態呈現。

台北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