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專欄】黨中央的政治處決：一份改革提案的遭遇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中國國民黨第二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訂於七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市成功高中舉行。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針對此次全代會提出三點期許，並有黨代表據此形成兩項黨務改革提案。然而，提案尚未進入正式討論，便傳出遭到黨高層勸退，甚至要求部分連署黨代表撤簽。
黨高層對外所釋放的理由，正如其勸退黨代表時的說法，以及部分媒體報導所牽引的風向：這些提案是在「劍指」黨主席鄭麗文。
「劍指鄭麗文」這五個字，用來製造政治對立、發動黨內鬥爭，確實簡單而有效。令人遺憾的是，這也是近年國民黨高層慣用的政治手法。即使黨主席幾經更替，面對黨內不同意見，仍習慣先揣測動機、再貼上標籤，最後以政治手段加以封殺，始終不知病之所在，更遑論真正改革。
然而，國民黨若真心希望贏得二○二八年總統大選，難道過去三度敗選的教訓，至今仍不足以警醒全黨嗎？
從二○一六年的洪秀柱、二○二○年的韓國瑜，到二○二四年的侯友宜，國民黨歷次總統大選，都曾因黨主席與總統提名人不是同一人，而形成權力分散、指揮紊亂、責任不清的「雙頭馬車」，甚至是「多頭馬車」。黨中央、競選總部、地方系統各有盤算，不但難以形成一致戰略，更容易在關鍵時刻彼此牽制、相互卸責。
正因如此，張亞中早在二○二一年第一次參選國民黨主席時，便已提出「一元指揮」的制度主張，希望透過制度設計，統合黨主席與總統提名人的指揮權責，避免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再度陷入內耗。
二○二一年時，鄭麗文才剛擔任不分區立法委員。因此，無論從時間順序或政策脈絡來看，張亞中的「一元指揮」主張，都不可能是為今日的鄭麗文量身打造，更不是針對特定個人的政治算計。
這項提案的核心，是在總統候選人正式產生之後，將全黨的選戰指揮權、資源整合權與競選決策權，統一交由總統候選人負責；黨主席則退居第二線，全力協助候選人整合黨內外力量，避免再度形成「兩個司令、兩套班底、兩種路線」的雙重權力結構。
戰爭最忌多頭指揮，選戰亦然。既然總統候選人承擔選舉成敗的責任，就應擁有完整的選戰指揮權，真正建立「一個司令、一套班底、一個戰略、一個聲音」的制度文化。
除此之外，另一項改革主張，則是使黨主席任期與國家憲政週期相互銜接，建立明確的勝敗問責制度。
目前國民黨主席的任期，與總統大選及總統就職時程彼此脫節。每逢總統大選結束，黨主席是否續任、是否辭職、何時改選，往往取決於個人意願、派系角力或當時的政治情勢，缺乏一套穩定而明確的制度。
因此，提案主張，黨主席任期應與總統就職時程接軌，於五月十九日，也就是總統就職前一日屆滿。如果國民黨贏得總統大選，則由總統當選人兼任黨主席，或由其指定適當人選接任，使政黨治理與國家治理同步運作；如果國民黨敗選，則應在選後立即啟動黨主席改選，並於五月二十日前完成交接，由新的領導團隊重新整隊、承擔責任。
這項制度的精神十分清楚：勝選者有治理的權力，也必須承擔治理責任；敗選者既然未能完成政黨所託，也應接受政治問責。不能只有權力而沒有責任，更不能在敗選之後，仍讓責任歸屬長期陷於模糊。
兩項提案，一項處理選舉期間的指揮權問題，一項處理選舉之後的政治責任問題；前者防止多頭馬車，後者建立勝敗問責。兩者相互銜接，目的都是要讓國民黨擺脫人治、派系與臨時協調，朝向制度化、責任化的現代民主政黨邁進。
如今，黨高層卻刻意將這些早已提出多年的制度主張，扭曲為「劍指鄭麗文」，並以此作為勸退、撤簽乃至封殺提案的理由。這不只是顛倒因果，更暴露出黨高層以政治動機揣測制度建言、以個人權位凌駕政黨長遠利益的心態。
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是當前黨高層處理此事最貼切的寫照。
張亞中對國民黨的殷切期盼，本意是希望透過制度改革，解決長期存在的指揮權混亂與責任不明，為二○二八年重新執政創造契機；黨代表據此提出議案，也反映基層黨員渴望國民黨記取敗選教訓、建立勝選制度與問責文化的共同期待。
然而，這份出於改革的建言，卻被黨高層扭曲成政治鬥爭；基層黨代表依程序提出的議案，也被視為對黨主席權威的挑戰，最終遭到近乎「政治處決」式的壓制。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一個政黨如果連內部的制度改革提案都容納不下，又憑什麼向人民宣稱自己有改革國家的能力？
鄭麗文當初高喊「改革」，並以改革者的形象贏得黨主席大位；如今，黨中央卻以「劍指主席」為名，封殺攸關二○二八年勝敗的制度提案。這不僅讓「改革」二字顯得格外諷刺，更如同一記火辣而難堪的耳光，重重打在鄭麗文與國民黨高層自己的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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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張亞中臉書、鄭麗文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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