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林瑞明專欄）

近年來，「不婚不生」逐漸從個人選擇，轉變為一種結構性的社會現象。高房價、職涯壓力、價值觀轉變，使越來越多人選擇不進入婚姻與生育體制。然而，當個人選擇退出傳統家庭框架後，法律制度卻仍高度依賴「血緣」與「婚姻」來配置權利義務，於是產生一連串制度落差：財產最終歸屬不明、醫療決定無人代理、死亡後處置無人負責。這些問題不僅是個人風險，更是法律體系對新型態生活方式的回應不足。

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要建立一個理想化的「法律烏托邦」，而在於：現行法律是否願意承認並制度化「非家庭型個人」的完整權利。

一、繼承制度：從血緣優先走向意思自治

依我國民法第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以血親與配偶為核心。對於無配偶、無子女者，最終可能由遠親繼承，甚至在無繼承人時歸屬國庫。這樣的制度設計，隱含一種價值判斷：只有「家族」才是值得承接財產的主體。

然而，對於不婚不生者而言，其人生關係網絡往往是朋友、伴侶（未婚）、甚至長期合作夥伴，而非血親。現行制度卻未給予這些關係足夠的法律承認。

改革建議：

建立「預設遺囑制度」：允許個人透過簡化程序（例如線上登記）指定繼承人，降低遺囑門檻。 
放寬特留分限制：參考現行民法特留分制度，應逐步縮減甚至取消兄弟姊妹的特留分，使財產分配更符合個人意志。 
設立「指定繼承人登記制度」：如同受益人制度，使非血親關係可穩定承接財產。 
二、醫療決策：從親屬代理轉向信任代理

當個人失去意識時，醫療決策通常由親屬代為行使。然而，不婚不生者可能與原生家庭疏離，甚至無可聯絡親人，導致醫療現場陷入「無人可簽字」的困境。

目前可透過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決定，但其適用範圍仍有限，且未涵蓋日常醫療代理。

改革建議：

建立「醫療代理人登記制度」：允許個人預先指定信任之人（朋友、伴侶）為醫療決策代理。 
推動「全面代理授權制度」：整合醫療、財產、照護決策，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授權機制。 
醫療機構應建立標準程序，承認非親屬代理的法律地位。 
三、身後事處理：從血親義務走向契約安排

依現行制度，遺體處理多由親屬負責。然而，對於無親屬或關係疏離者，常出現遺體長期無人認領，最終由政府處理，過程中欠缺尊嚴與個人意志的體現。

改革建議：

建立「生前殯葬契約強制效力制度」：確保個人預先簽訂的殯葬安排具完全法律效力。 
設立「身後事代理人制度」：類似遺囑執行人，專責執行喪葬與後事安排。 
推動「公共信託機制」：由第三方機構依契約執行身後事，避免落入行政處理。 
四、從「家庭中心」到「個人中心」的法律轉型

綜觀上述問題，其核心不在於個別制度缺陷，而在於法律仍停留在「家庭即一切」的思維。當社會已出現大量非典型家庭甚至「單人社會」時，法律若不轉型，將持續製造制度性不公平。

所謂「不婚不生者的法律烏托邦」，並非創造特權，而是讓法律回歸一個更基本的原則：尊重個人意思自治。換言之，國家應提供一套工具，使每個人無論是否進入婚姻，都能自行安排其財產、醫療與身後事。

結語：制度不應懲罰選擇

選擇不婚不生，不應意味著在法律上被邊緣化。當一個人一生努力累積財產、建立關係、規劃人生，卻因未進入婚姻體制而失去決定權，這本身即是一種制度性懲罰。

法律的任務，不是引導人民走向某種生活模式，而是保障各種生活選擇的尊嚴與安全。與其討論是否建立烏托邦，不如正視現實：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應該讓「單身」也成為一種被完整保障的人生選項。

（撰文者為執業三十年地政士、現任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

（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