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魚豪（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獨立工作室）

如果未來的戰場上，攻擊的決定不是由人下達，而是由人工智慧或自主系統自行判斷，那國際法是否能約束武裝衝突？

這個問題，過去聽起來像科幻。但在今天的戰場上，已經逐漸變成現實。無人載具在電子干擾下失去控制後，依靠搭載 AI 或內建程式繼續執行任務；各國軍隊開始測試能夠自行搜尋與攻擊目標的系統。近來有戰略分析即指出，未來戰場的關鍵轉變，正是將決策前移，在任務開始前便將行動邏輯寫入系統之中。戰爭的步調，正從人類決策轉向機器反應。

問題在於，現行的國際法體系，幾乎完全建立在人類「能夠控制武力」這個前提之上。無論是國際人道法中的區分原則（區別戰鬥員與平民）、比例原則（避免過度附帶損害），還是國家責任體系對於行為歸屬的認定，法律都假設有人在當下做出選擇，並為這個選擇負責。

但當這個「人」逐漸退到戰場之外，只在任務開始前設定條件，之後由系統自行決定如何行動時，法律體系便開始出現裂縫。攻擊仍然發生，但決策卻不再存在於那個瞬間。取而代之的，是一組事先寫入的規則、一段演算法，甚至是搭載人工智慧的決策系統，以及對環境的即時反應。

這正是近年國際法界討論的焦點。聯合國相關機制（GGE）針對「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已開始嘗試建立規範架構，核心方向大致清楚：目前的規範方向正朝向「雙軌制」收斂：一方面，對完全無法進行有效人類控制、或具備不可預測性的系統採取禁止立場；另一方面，則要求可控系統設置明確限制「隨時中止任務」與「地理範圍限制」的物理機制。

然而，這些努力仍面臨雙重挑戰：技術上，快速的戰場節奏讓人類難以實時處理資訊；心理上，「自動化認知偏誤」也可能讓操作人員過度依賴系統判斷。這意味著，即便法律在形式上保留了人類的介入權，實質上的決策權仍可能早已移交給演算法。

戰場的發展方向，也未必配合法律的期待。

在高度電子干擾與快速節奏的環境下，通訊隨時可能被切斷，人類操作本身反而成為弱點。於是，各國軍隊開始轉向另一種思維：既然無法確保即時控制，就在任務開始前把決策寫進系統裡，讓它在失去聯繫後仍能繼續執行。這種轉變，看似只是技術調整，實際上卻改變了戰爭的結構。過去，是否開火是一個「當下的決定」；現在，它變成「事前設定的結果」。當攻擊發生時，已經沒有一個清楚的時間點可以指認為決策時刻。

這對國際法意味著什麼？

首先，是責任鴻溝的出現。當行動來自自主系統與其內部演算法的運作，傳統上以「意圖」為核心的判斷將變得困難。為此，最新的立法提案開始將責任鏈條向前延伸，討論將部署前法律審查列為強制義務。這意味著，未來 AI「黑盒子」將不再是規避責任的藉口，而將成為責任追溯的起點；如果系統產生了不可預見的行為，責任將追溯至採購、測試與部署決策的每一道環節。否則，責任鏈條將在指揮官與工程師之間斷裂，甚至誘使國家利用技術的不可解釋性以規避國際法的制裁。

如果說，過去的灰色地帶行動，是透過法律模糊與低強度壓力來迴避戰爭門檻，那麼自主系統的加入，則可能讓這種壓力進一步自動化。無人載具本來就能在不直接造成人員傷亡的情況下持續施壓；當它們具備自主決策能力後，這種施壓甚至不再需要人類不斷介入。

於是，一種新的狀態開始浮現：行動持續發生，但決策卻逐漸退場。

對亞太地區而言，這樣的轉變並不遙遠。東海、台海、乃至南海，本來就是灰色地帶行動最頻繁的區域之一。然而，當前國際主流規範仍高度聚焦於「致命武力」的界定與禁止，亞太地區頻發的非致命、低強度自主載具行動，極可能成為國際法規範不到的「法律盲區」。原本需要人為判斷的壓力手段，將轉化為可以持續運作的系統行為；原本可以透過政治回應進行節制的互動，也可能因為決策步調過快而失去調節空間。對於台灣而言，壓力可能在沒有明確決策、甚至沒有清楚起點的情況下持續累積。

在這樣的情境下，國際法所能提供的，不再只是對單一事件的判斷，而是如何在一個決策逐漸消失的戰場中，重新界定控制與責任的邊界。這不僅關係到戰爭如何被約束，也關係到區域穩定是否仍有可依循的規則。

當戰場從人類決策，轉向由 AI 所驅動的演算法節奏時，國際法面對的，將不只是新武器的出現，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戰爭的關鍵選擇不再發生於人類之間，那麼用來規範人類行為的法律，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約束戰爭？或者說，當決策本身已經消失時，約束還是否仍然存在？（照片翻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