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升溫，正挑戰杜拜作為全球財富安全港的地位，促使亞洲家族辦公室重新評估其資產配置策略。特別是自美國與以色列針對伊朗發動襲擊以來，財富顧問指出，家族客戶進行應變規劃的諮詢量顯著增加，許多高淨值家族與家族辦公室開始將投資組合從杜拜及中東地區轉移至新加坡與香港等亞洲金融中心。
杜拜憑藉其零稅制、黃金簽證計畫以及較低的營運成本，過去曾吸引眾多亞洲家族辦公室進駐。然而，《The Business Times》報導指出，目前的衝突被視為現代中東財富中心所面臨的首次「有意義的地緣政治壓力測試」，有別於過往的金融衝擊。
為降低風險，這些家族辦公室正積極探索設立第二個辦事處，或調整其控股架構。普華永道（PwC）新加坡亞太私人財富主管 Anuj Kagalwala（Anuj Kagalwala）觀察，許多客戶正重新評估各種選項，並考慮在杜拜以外的地點設立第二辦公室。多家族辦公室也面臨更大壓力，需平衡不同客戶的風險偏好，並加強分散投資與重新配置資產的策略規劃。
新加坡Bayfront Law私人財富律師 Ryan Lin（Ryan Lin）指出，自此波衝突爆發以來，每週約有20起高淨值家族與家族辦公室詢問將資產從杜拜轉移至新加坡或香港的案例，遠高於2025年全年僅5起的數字。Ryan Lin 也強調，審慎的高淨值客戶不會將資產集中在單一易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的司法管轄區。他補充，儘管杜拜與新加坡之間沒有嚴格的資金管制，但許多資產透過託管帳戶、信託及融資結構持有，使得資產重新配置過程複雜。
瑞士寶盛銀行（Julius Baer）新加坡財富諮詢主管 Tay Xinyee（Tay Xinyee）表示，這更多是持續性的投資組合再平衡與結構審查，而非全面性撤離。萊佛士家族辦公室（Raffles Family Office）副集團執行長 William Chow（William Chow）則說，客戶的決策變得更為審慎，著重應變規劃和下行風險保護，以確保其區域曝險在不同情境下均具韌性，而非僅依賴單一基本假設。
業界觀察家認為，即使區域緊張局勢緩解，投資者對地緣政治風險與中立性的看法轉變，也可能成為永久性的趨勢。此外，在高油價導致通膨壓力上升之際，投資者亦尋求避險，並減少對新興市場的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