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電影， 非如此不可！ ──鄭有傑【導演】
麥立心／文，許斌／攝影
唱一首機遇之歌
與鄭有傑約在咖啡店訪談，他總會提早抵達。身兼導演與演員兩種身分，不少人認得他，但他從不刻意打扮、也不遮掩，總穿著樸素的Ｔ恤或襯衫，毫不擔心、不閃躲地坐在面對人群的位子。
其實在上大學以前，鄭有傑從沒想過自己有天會投身電影。國高中時，他總是將所有的生命投入課業，在從商的父親影響下考進台大經濟系。直到大一，因為好友ＭＴＶ在打工，他開始大量看電影，隨著奇士勞斯基、文・溫德斯（Wim Wenders）、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的作品，掉進了藝術電影的世界裡。
一陷入那如幻似真的迷人世界裡，就愛瘋了。他還記得第一次去看金馬影展，看的是奇士勞斯基的電影《機遇之歌》，散場後，他站在當時還沒拆的西門町天橋上，震撼到久久不能自已。因為他不敢相信，自己思索多年卻不知如何說出與解答的人生疑惑，早由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電影創作者以影像強而有力地表達出來，還跨越時空撼動他。「奇士勞斯基讓我對電影有完全重新的認識！」他因而感受到電影的強大力量，頓時湧起拍電影的念頭！
於是他開始寫劇本，準備了Ｖ８、找了好友就到處拍。在電影資料館看到有學生張貼告示徵求演員、工作人員，他就去應徵，大多時候當演員，有時也做場記、攝影助理或錄音助理，把握機會觀摩電影科系的學生如何拍片。
在旺盛熱情的驅使下，鄭有傑很快就拍完了他的第一部短片《私顏》。但殺青後，自我要求極高的他認為拍出的結果與他所期待的相去甚遠，使得他信心崩潰，暫時擱置了影片的後期工作。「當時是拚了命做，但做出來的東西不滿意。後來隔了一年多，我才有勇氣剪接。」他要求完美地形容著。
而後，當籌拍第二部短片《石碇的夏天》時，他明白自己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心力拍片，而且因為申請到短片輔導金，有一定的交片期限，於是他毅然決定休學一年，專心拍片。
那段日子，鄭有傑認識了許多電影界的前輩和獨立製片圈的朋友，他們不但無私地和鄭有傑分享專業知識與經驗，也總是相互幫忙，只希望能完成彼此的拍片夢想。人與人之間能如此放下競爭意識、無條件相助，那是鄭有傑以往從沒想像過的烏托邦。
好巧不巧地，鄭有傑的人生也和電影《機遇之歌》出奇相似──電影裡的男主角在父親的影響下選擇就讀醫學院，休學後，因種種機緣巧合結交了不同的朋友，也走上三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鄭有傑則是受到父親影響，選擇台大經濟系，又受好友影響愛上了電影，後來也同樣決定休學。但他選擇的路途不是按部就班便成功可期的那一種，而是明知艱苦卻甘願為理想而活的另一種。
保護演員的舞台
許多人驚訝也豔羨，鄭有傑既非科班出身，也未曾長期跟片苦熬，卻年紀輕輕就拍出成績。「我可以很誠實地講，到現在我都不覺得自己有多專業，我不是本科系，懂得不多，所以我就會依賴別人。」他謙虛又感性地自我解讀。
從學生時期他就努力自學，想辦法靠自己組裝電腦、完成剪接，也經常請教攝影師、燈光師相關的專業知識。不過最主要還是拍片時他總是特別倚重演員、攝影師等工作夥伴的專業，也非常開放性地聆聽、採納各組專業人員的想法。因為他相信，「導演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給方向。當事前有了充足的準備和溝通，團隊都已經充分了解導演要的方向，其他時候，導演就該盡量給出空間，讓大家發揮。如此一來，找對人的時候就可以發揮他們最美好的地方。」
他進一步解釋：「我會開放很大的程度讓演員去修台詞，甚至演員常常會和我討論劇本的改變，我非常樂意且很享受這個過程。有時候，現場也會讓人覺得，為什麼我的劇組裡攝影師的權力那麼大？到底誰才是導演？但那其實是我的風格。 」
而在所有環節中，鄭有傑相信，影響一部電影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演員。「一部電影選擇演員時就已經決定了一半以上。」擁有許多電影、電視演出經驗的他，因為能理解演員的狀態與心情，所以特別懂得如何幫助演員做到最好。
曾經，他為了讓張榕容卸下外表的武裝、不要去「演」，花了許多時間看她的部落格，希望更了解她。最後他找到一張張榕容在卸妝後隨手自拍、毫不設防的照片，拿給她看，讓她頓時領悟，在鏡頭前的表現開始脫胎換骨。後來，年僅二十二歲的張榕容更因為《陽陽》中的絕佳演出，成為史上最年輕的亞太影后。
為了與演員感同身受，有時在拍戲現場會見到鄭有傑一邊看著監看螢幕，一邊全情投入地和演員同步演出，時而咬牙切齒，時而激動落淚。
「我需要去同理演員現在正處在什麼狀態，才會知道需要調整什麼。」他解釋道。這麼做是讓他更能夠設身處地去想，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演員。「有時候可能只需要拍一下演員的肩膀，有時候可能只要讓演員少走幾步路，有時候可能只要改變喊Action 的方式。做一點小小的改變，有時候就可以讓一場戲成功了。這沒有規則，很微妙，常常只能在現場感受、在現場去想辦法。」
懷著信念踏出每一步
雖然頭兩部長片獲獎不斷，但是在第三部長片《太陽的孩子》開拍前，鄭有傑經歷了五年沒拍電影的日子，和許多台灣導演一樣，漫漫等待下一部電影開拍的機會。
他坦然提起那五年的歷程，其實也有幾個投資者找他拍片，只是最後未能順利開拍。「沒拍成其實有各種原因，有的還突然在開拍前一個月或兩個禮拜夭折。不管是什麼原因不能拍，當然會造成一些挫折，但其實這也是所有導演都會經歷的。」
而另一方面，為了讓自己學習更貼近觀眾，他在這段期間接拍了兩部電視電影，即呈現青少年如何面對殘酷現實世界的《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以及外籍配偶渴望追求自由的故事《野蓮香》。其他時候，他也擔任ＭＶ導演，或以演員身分演出電影和電視，不間斷地忙碌著。
「之前我狂接案子，而且接案接到累得半死，就勉強能過活而已，連我老婆都覺得，我為了養家，怎麼離電影愈來愈遠？剛好在老婆將要生第三個孩子時，我已經有種想豁出去的感覺，覺得還是要做自己認為值得付出的事。」終於他下定決心，要自己籌拍下一部電影。
因為他已厭倦了再用理性去評估一部電影該不該拍、能不能找到投資者、會不會有票房、得獎機會大不大。其間他父親的離世更讓他深刻感受到生命的瞬逝，想做什麼就該去做，不該再受世俗眼光囚錮。
於是，鄭有傑決定賣了房子，放下綁縛他多年的得獎包袱、票房包袱，拍一個自己覺得最受感動、最想說的故事。在這個豁出去的過程中，他的心情從害怕轉為堅定，因為他愈來愈明白，這是他的必經之路。
「既然我已經是一個相對天真、少了些世故、經濟上比較有餘裕的創作者，我就應該去做我這樣的創作者應該做的事，這是對我自己的交代，也是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再三補充，從以前到現在有許多台灣導演都是如此。「不要把我形容得好像在吃什麼苦，其實我沒有，如果這樣講，我會覺得對不起別的創作者。」
非如此不可的生存意義
而拍電影十多年了，他愈發明瞭，拍電影對他來說，是一種非如此不可。
「只有透過拍片，才能活得像自己；只有透過拍片，才能驗證自己存在的意義；只有透過拍片，才能感覺和世界有所連結。」鄭有傑邊思索邊說，「重點是，拍電影這個行為一直將我帶到新的精神境界，只要我一直拍下去，就會感受到自己的生命狀態在改變、在提升，更接近我該抵達的地方。就像是有了孩子後，孩子改變了我的生命狀態、我的存在意義。」
只要是在拍片現場，鄭有傑的眼神就有光。抑鬱的文青像是徹底變了人，整個人彷彿終於舒展了、開朗了、昂揚了。
「雖然走在這條路上看不到前面的軌道在哪裡，每一步都是懷著信念踏出去，雖然會怕，卻不會逃。我很享受這一切，也很慶幸我可以這樣子過活，這樣的活法讓我隨時隨地不會有遺憾。」
只要能繼續拍電影，就是一種幸運。
他也非如此不可。
以上內容摘自遠流出版《夢想叫我起床：如果沒有夢，人生還剩什麼？台灣電影人的熱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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