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昱龍
在民俗學研究主要關注“Folklore”的當下，《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作為第十七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優秀民間文藝著作獎得主，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學術，穿越歷史塵埃，挖掘出被遺忘的中國民俗學的另一面——依靠於“Folkways”的“社會學的民俗學”，為當代民俗學研究開闢了新的歷史視角，也體現出民間文藝學術研究的價值。
由岳永逸教授歷時十年研讀數億字文獻完成的這部著作，以1926至1950年為時間座標，突破了傳統民俗學研究的範式，把視線投向燕京大學的民俗學實踐，首次提出“社會學的民俗學”這一命題，打破了學界對於中國現代民俗學發展路徑單一化的認知。作者並沒有停留在對學術大師的宏大敘述之上，而是把更多的筆墨用在了那些在歷史塵埃中被遺忘多年、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身上，通過對他們民俗記載和研究活動的梳理，還原出當時民俗學與社會學相互交融的生動場景，使一段曾被忽視的學術史重新浮出水面。
著作的價值在於澄清了中國民俗學自產生起就具有的多元性，打破了“Folklore”一家獨大的認識誤區。書中對“社會學的民俗學”的發展脈絡做了詳細的描繪：從孫末楠《Folkways》被引入後的影響，到黃石、張亮采、胡朴安等學者對於“風俗”的解釋，再到“風俗”和“民俗”的術語更替，都體現出民俗學研究初期的探索過程以及思想上的變化。燕京大學的社會學實驗則是本書的點睛之筆，清河鎮的村鎮社區試驗和平郊村的“社會學實驗室”實踐，把民俗研究同社區調查結合起來，運用局內觀察、功能論等方法探討禮俗在民間生活中的作用，使民俗學走出書齋，紮根本於現實社會之中，體現了“社會學的民俗學”的實踐特色。
楊堃的學術實踐是書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社會學民俗學”發展的核心線索。作者對楊堃在燕京大學的教學、翻譯工作以及葛蘭言的方法論繼承和《Le folklore》的翻譯工作進行了梳理，並指出了他推動民俗學社會科學化的內在努力，這些都使中國民俗學的理論體系更加完善，“社會學的民俗學”的方法論也得到了奠定。通過對楊堃的學術批評及研究活動進行還原，同時結合何濟《民俗學大意》等有關著作的研究分析，清楚地展現了民俗學社會科學化過程中的內部演變邏輯，也讓讀者看到了一代學者堅守學術、薪火相傳的精神風貌。
著作的另一大亮點在於其方法論上的創新以及對民俗“現在性”的堅持。書中提出“裸寫”和“熱描”相結合的民俗學志書寫的辦法，既注重民間生活的客觀記錄，又關注民俗背後社會意義的深層次解讀——不論是房舍、村廟等物質民俗的詳細描寫，媽媽兒經、人生禮俗等生活民俗的深度解析，還是妙峰山信仰等鄉土宗教的生態考察，都體現出“社會學的民俗學”立足現實、關照民生的根本宗旨。將整體觀、功能論引入民俗研究之中，不但復原了20世紀上半葉民間生活的實況，展示了民俗作為一種活態文化的活力，並且在維護社區秩序、滋養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是一部既具有學術深度又有人文溫度的著作，其價值不僅在於系統地挖掘出一段被遺忘的學術傳統，而且為當代民俗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照和思想啟示。它清晰地揭示了中國民俗學自誕生之初就具備的世界性、民族性、國家性和跨學科性，表明了民俗學研究從來不是孤立的學術探索，而是與社會學、歷史學、方志學等學科高度融合的事業。在傳統文化復興、非遺保護不斷推進的當下，該書提示我們民俗學研究應回望歷史、鉤沉傳統，同時也要立足現實、關注現在，既要尊重民間文化的多樣性與野性，又要考慮其與國家性之間的關係。
十年磨一劍，一字一深情。《終始：社會學的民俗學（1926-1950）》用嚴謹的學術思考、生動的文獻整理以及深厚的人文關懷獲得山花獎。它填補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重要歷史空缺，並且引導當代學者重新審視民俗學多元的傳統，使那些被遺忘的學術記憶和民間智慧在新時代重新綻放光彩，為民間文藝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學術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