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漢朝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家鄉住土屋，每天與太陽月亮交集著農耕。雖然實現自給自足的生活，手中卻沒有零用錢花。全村的人，青壯年，男男女女，幾乎是成群結隊的外出打工，大都是去北京的鞋廠或給上海農家人收割莊稼。到了年底，那些外出打工的小青年們，腰兜裏都鼓鼓囊囊的，臉上個個都綻放著燦爛笑容。村上左鄰右舍的人們談論的也是，誰家的孩子掙了多少錢，把自家的房屋都翻蓋一新，誰家的孩子才打工兩年，就從外面領來了媳婦，讓人們羡慕不已。
其實，我的心裏也是一樣，對能夠外出打工也是羡慕至極。我每天起早貪黑，忙碌在農田裏，插秧、翻秧，播種各種經濟作物，一年下來，每畝所收割的莊稼糧食的利潤，還不夠買化肥的錢。看著別人一年又一年，外出打工，衣錦還鄉。我如春心一樣蕩漾起來，好想走出去，開闢新的天地。
但最終還是忍不住渴望外出打工，那一年春節剛過，我就隨著村裏的刮起的“民工潮”，背著蛇皮袋裝行囊，乘坐從阜陽到上海的綠皮火車，前往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對於從沒有做過火車的我，充滿了新鮮的感覺，火車上人擠人，幾乎沒有立腳的地方。也有“逃票”的人鑽在車座的下麵空隙裏躺平。車廂裏的空氣渾濁，卻擋不住打工的熱情。在列車的座位上，我幻想著到了大城市，找一個好工作，掙一點錢，把房屋翻蓋換新；我幻想著，掙到錢改善家裏的生活條件；幻想著掙夠嗷嗷待哺孩子的奶粉錢。許多的幻想，串綴在一起，組成一首幸福的樂章。
幻想是美好的，現實很骨感。到了上海，我們一行幾個人擠在老鄉上班廠子在外面村子裏租的農家舊屋的樓層上面的小閣樓裏，那算是一個落腳地點吧。幾步距離寬見方的小屋，連個床鋪都沒有，隨便幾條席子鋪地，掏出蛇皮袋行李裏的被絮，算是安了一個窩。我們像鳥兒一樣，大家白天在外面到處找活，晚上垂頭喪氣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小閣樓裏。在沒有找到工作的那段日子裏，我們度日如年，看來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身上所帶的生活費用幾乎花光，一只電炒鍋，每天幾個人買卷面下鍋，沒有半點菜葉，甚至連個油也不舍得添加。每一次去超市，口袋裏的錢對折再對折，唯恐丟掉了似的，折痕幾乎被石碾碾壓了一遍又一遍。我們必須在開銷完畢前，找到可以賴以生存的工作。
每天人們都到滿大街上尋找，電杆上、城市“牛皮癬”的牆上、公共廁所間尋找張貼的“招聘廣告”，不停地去面試。銷售、家政、服務，所有的職務盡可能面試，包括到職業介紹所。然而，沒有一項適合自己的工作，上海人管工作叫生活，沒有工作就沒有了生活。我們幾個人每天就這樣壓馬路，去建築工地，去港口碼頭。那個時候，上海河道有許多的小碼頭，船舶可以隨意出入，滿載青磚、紅瓦、沙石的建築材料很多。當時，我們就想：找不到輕鬆的活兒，就找那些體力的生活。
在即將窮途末路的時候，在小河浜的一個碼頭上，我們遇到了一個包工頭的人，當時，他正在指揮手下的人，有秩序地挑著磚，從船舶上卸到碼頭上。我們試探性地上前問道：“你這要幹體力活的人嗎？”包工頭把我們每個人渾身上下打量了一遍，看我們的身板是否硬朗。看見我們個個人高馬大，肌肉健碩，便爽快地答應了我們，要求我們第二天就上班。
第二天，我們幾個人唯恐怕丟失了經歷了數天才找到的這份難得的工作，一大早就急匆匆趕到了河浜的碼頭上。包工頭給我們幾個健壯的男子漢每人一副扁擔，扁擔的兩端類似夾子的器具，用於夾住磚頭。滿船舶的磚頭，幾個人卸一船的磚頭，往岸邊上挑。
我們這些來自遠方農村的農民工，結實的身板，挑擔子自然是不在話下。多少天了，我們苦苦尋找的工作，終於有了結果，我們不再為餓著肚子發愁，不再為每天的辛苦到處竄動找工作而顧慮。下班的時候，多少有了生活的樂趣，至少吃得香，睡得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像覓食的小鳥，夜晚回到鳥巢，在樹上小巢裏，安穩高枕無憂地睡覺。
每一天就這樣，肩膀與扁擔摩擦，腳與船幫和岸邊的地面不停摩擦，完全機械似地運動著。一個月下來，肩膀磨破成了結痂傷疤，腳底板血泡滿滿。而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世界，卻心花怒放，像陽光一樣燦爛。
到了月底，工資發放，雖然按照當時的工資只有幾百元，也算是最高的工資水準了，這可是我們掘的“第一桶金”。我們高興壞了，幾乎要手足舞蹈起來。當初在家，總想到外面看看大世界，幾個月的奔波找活卻又找不到，腸子都悔青了。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啊。對於剛發下來的工資，我們的心情高興極了。
晚上，大家AA制兌錢到飯館裏，定了一個小包間，點了幾個菜，幾瓶啤酒，改善一下伙食，算是自己給自己加餐。
那一天晚上，我們喝了很多，回到那個小小的閣樓，醉醺醺的幾名男子漢倒在席地的鋪上而臥。而我睡意全無，淚眼婆娑，因為在我的心裏，在實現夢想的路上，終於邁出了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