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作家

我有許多好友，情同兄弟，義氣相交，但從未想到要結拜，也未曾有任何結拜兄弟。那一天真不知是鹿港的那一間廟的神明在暗中指揮，彷彿跟著他（李棟樑）搖搖晃晃，走過廟門，不知不覺走進去，見神跪地就結拜了。

我有時候回想，那大約是神明拉著我們進去結拜的吧。

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只記得很認真結拜，但到底是那一間廟，他竟然也忘記了。只說是在回來的路上，有一間廟，廟門也不小，香火鼎盛的，但鹿港的廟太多，最古老的文廟、武廟、媽祖廟、觀音廟等，算算上百間，因為不記得從那一條路回來，也無從查起了。

我們哈哈一笑，承認唯一相同的是，他也不曾和人結拜，這一生只有這個結拜兄弟。

既然義結金蘭，我自然要更盡心盡力的幫李棟樑出謀劃策了。

隨著知名度大增，來鹿港幫忙的朋友愈來愈多。做文宣有盧思岳、范振國，長駐特派記者有《人間雜誌》蔡明德，此外，還來了一個很會街頭演講的陳秀賢。他的台語比電台的吳樂天還流利，很會使用俚語、俏皮話，善於比喻，將高深的環保理念，化為生活語言，常常引得街頭的老人家哈哈大笑，反杜邦的力道大增。

6月24日，美商杜邦公司舉辦的第一場二氧化鈦投資設廠說明會在台北舉行。李棟樑為了對抗，特別在文武廟前的停車廣場上，舉行抗議示威。鹿港的鄉親，特別是許多盤桓在廟宇泡茶的老人家都來參加，舉著標語牌，喊著「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口號。其實人數並不多，一兩百個人，但南區警備總部卻出動了大批警力來加以包圍。為了怕他們遊行，刻意把他們圍在文武廟前。

此時李棟樑有意帶領民眾突破重圍，去鹿港街頭上遊行，於是前往交涉。他堅持說：「鹿港是我們的家鄉，我們是鹿港人，在自己的家門口散步，也不可以嗎？」

但警方不同意，硬是阻擋起來。

兩邊僵持不下的時刻，幾個老阿伯趨前去跟警察議論，卻發現艷陽下滿頭大汗的一個年輕警察，竟然是一個認識的朋友的兒子，他跟他爸爸是好朋友，曾在他家吃過飯、喝過酒，於是上前說：「啊，你不是某某人的孝生？」

那警察一臉尷尬，被認出了，只能苦笑說：「阿伯，你也來了喔？」

那阿伯說：「啊，你不要擋在這裡啦。」於是伸手去拉。

此時警察的手本來互相挽在一起，中間還夾著警棍，可是這一拉，那年輕警察尷尬的說：「阿伯，你不這樣啦……。」可是他不好意思擋，放鬆了手，手一鬆開，防線鬆動，斷開一條路，老人家就一起走過去了。擋了一上午的封鎖線，就這樣被突破了。

一兩百個反杜邦的老人家和民眾，舉著標語牌，高高興興在鹿港遊街、喊口號。沿途上，那些賣著香火的雜貨店本來就有鞭炮，便紛紛拿出來點燃。鞭炮聲震天。很多店家乾脆也買了來放，一時間，街道像迎神賽會似的，充滿慶典的歡樂，沿途鞭炮不絕。連宣傳車上的演講聲音都聽不見了。

1986年正是大家樂超級風行的年代，中南部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在簽大家樂。歡喜遊行的鹿港鄉親有人忽然感悟到：莫非這是天意，讓我們可以遊行。那這一天一定是老天爺安排的，於是就以6月24日為明牌號碼，不知怎麼去「領悟天道」的，有人悟性特別高，號碼加加減減、排列組合，居然簽中了，小賺了一筆。得意之餘，到處宣揚「一定要反杜邦啦，神明都知道，很有靈性，都來報明牌」。

歡樂的結局，當然是拿出來請喝酒。

美麗島事件後，原本法令規定森嚴，不許上街遊行，連黨外人士的街頭活動，像抗議戒嚴法的「519龍山寺集會」也全面被封鎖在龍山寺裡，整整十一個小時。可以說，在警方嚴格的執法下，無人能夠上街遊行。然而，鹿港竟然以一兩百個媽祖廟裡燒香的老人家和尋常民眾，舉著「環境保護、愛護鄉土、不要污染」的大旗，給突破了。

這個突破口，給台北的林正杰很大的啟示。後來在抗議司法不公的街頭行動中，就是以「野雞式的街頭抗議」，採取游擊行動，隨時就舉起牌子抗議，讓警方措手不及，除了全力跟監，也無從防備。

鹿港的街頭行動，等於是警方的失敗，當然給李棟樑招來更大的壓力。然而，行政院似乎未警覺鹿港的反抗民意如此之強大，竟然在兩天後宣佈，杜邦公司的設廠符合台灣環保標準，對油漆工業有提昇作用，並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這更引起地方的憤怒。

行政院長俞國華雖然出面澄清，一定會對地方民眾詳加說明，等到鹿港民眾疑慮消除後，才會讓杜邦來設廠。但對鹿港人來說，這等於是緩兵之計而已。

此時，台大學生運動「自由之愛」的那一群學生也開始與學校抗爭。他們主要針對刊物內容被校方檢查，要求刪改，表示強烈不滿，所以故意留白。但他們幾度對抗後，也覺得在字句之間爭論，實在無聊，但也找不到其它議題，便來約我私下座談，想問問有何出路。

參與者有後來著名的林佳龍、鍾佳濱、吳介民等人。我聽了他們的對抗活動與抗爭議題，只圍繞在校園的小圈子裡跟學校對抗，而論題無非在文字上打轉，和社會脈動、民間生計並無關連。如此格局，終究無法有新思維，我於是講起鹿港反杜邦的事，並建議他們，走出校園吧，去和外面的社會運動、環保運動串連，這樣才有力量。並且，環保運動是一股新生的社會動力。

他們感到很大興趣，問我怎麼串連？

我想了想，說：「你們既然是學生，身份上比較中立，不屬於政治團體，可以用台大學生的名義，去鹿港搞民意調查，調查鹿港人對杜邦設廠的看法。你們也可以結合台大教授，一起參與。」

我主要想，現在鹿港需要新的議題，且李棟樑在鹿港如果被情治單位盯得緊緊的，活動又太敏感，難免不好做事。如果有一群台大學生、教授來參加調查，一方面可以緩和對立，另一方面也表示鹿港反杜邦已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學術界都如此重視，鹿港人怎麼可以退卻呢？

如此，鹿港小鎮還有議題可以熱鬧一陣，李棟樑會多一層助力，情治單位也會多一點顧忌。。

此外，東海大學的學生施威全，他是鹿港教育世家的子弟，才大一新生，自己一個人，悶著頭在街頭做反杜邦的民調。那民調寫得很直接，簡直像反杜邦的宣傳，實在很天真。有時候覺得他如此傻勁堅持，簡直不可思議。我在想，如果有台大學生加入，說不定他會有幾個夥伴，不會那麼孤單。

當然，對台大學生來說，走出校園溫室，真正走入社會運動現場，體會鹿港的群眾基礎、反抗動力、環境理念、現實生存處境等，這才是思想、理念、行動力的一種啟蒙。

後來台大「自由之愛」這批學生開會討論後決議，組一個鹿港反杜邦調查團，請我幫忙介紹在地的人，好進行工作。我找了李棟樑，代為聯繫安排。鹿港的父老也很疼惜這十五個外來的大學生，協助免費的住處，安排交通吃食，踏查海濱，訪問漁民，調查民意等等。

有趣的是，這一批學生很懂得宣傳，出發前就大張旗鼓，開記者會，宣告要去鹿港做田野調查。可以想見，台大學生調查團是在「串連學生運動與環保運動」的構想之下，安排去鹿港採訪的，能調查出什麼結果，已可預見。但他們很聰明，打著學生調查團的名義，作了調查結果報告書，彷彿很獨立的作出「學術性客觀公正」的樣子，也有學者贊助出書，頗引起了一陣轟動。

當然，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為反杜邦社運，注入學生的動力，讓反杜邦運動的影響力超出鹿港，逐步增加外圍的學術助力，這對反杜邦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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